毫無疑問，奧巴馬之所以能“榮獲此獎”，其原因在於他未能給曾經一度被大肆宣揚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增添什麼實質性的內容。另外，從緬甸問題到月球太空競賽上等一切事物上，奧巴馬都丟掉了主動權。去年12月，在亞洲自豪、嫉妒與憂慮的注視下，中國“玉兔”登月車成功地降落在月球表面。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在去年年初，奧巴馬向亞洲許下了大量的承諾，賦予了極高的希望。第二屆總統任期伊始，奧巴馬就出訪緬甸並放寬了對這個曾一度被國際社會所排斥的國家的制裁，為他的2012畫下了一個閃亮的句號。
就像過去的一年一樣，或許儘管只有象徵性的意義，但亞洲渴望美國的回歸。美國在亞洲的努力已經超越了防務與外交的範疇，而亞洲亦渴望這樣的美國能夠更為“強健”地“重返”，或者實施“再平衡”——而這些都從未實現過，在形式、面子與外交禮儀都尤為重要的亞洲，奧巴馬已然成為“連環取消客”，取消了一系列原先的安排。
受美國債務問題的困擾，奧巴馬取消了他長期以來就計劃要訪問的菲律賓與馬來西亞。菲律賓是美國長期的盟友之一，而馬來西亞則舉辦了第四屆全球企業家峰會，該峰會正是奧巴馬於2009年在開羅發表“新的開始（A New Beginning）”演講時所倡議的，而該演講可謂“吹了一個大牛”。
接著，奧巴馬取消他整個的亞洲之旅行，包括出席在印尼與文萊舉辦的APEC與東盟峰會，把領地讓給了中國。“重返亞洲”看上去似乎更多是談兵有餘、行動不足。或者正如一位亞洲外交官在奧巴馬取消行程後所諷刺的那樣，“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只有一個問題，就是美國並沒有參與其中。”
負隅頑抗的美國國會也令奧巴馬身陷困境，而這也是他自己一手導致的。其中包括他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猶豫不決，以及——僅僅是因為運氣太差——甚至當奧巴馬在加州莊園峰會上正向中國領導人提及中國的網絡間諜之時，愛德華•斯諾登就向世人曝光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秘密監聽計劃——奧巴馬糟糕的一年已經超越了醫改問題，並延伸到了邊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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