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是一種大國之間平等的關係——至少北京是這樣打算的。雖然中國的國力日漸強盛，在近期內，中國仍未打算真正去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但儘管如此，中美之間的差異以及與之相隨的不信任都不可避免地會促使這兩個超級大國來思考和平共處的可能性。但這裡卻存在一種結構性的限制——在當前的力量結構中，美國是佔據主導地位的，故美國自然不會允許在此之外另外建構這樣一種新的關係。因此，新的美中關係只是在當前金字塔結構中的一種妥協成果，而不是對世界影響力的平均分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僅就國力而言，目前美國幾乎在各個方面仍領先於中國。
而白宮與美國國會之間的分歧可能會是另一個變量。1979年頒佈的《與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或許是最好的例子，來解釋在應對中國時，美國政府與國會怎樣偶爾有所差異。當時，國會完全拒絕了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遞交的草案，而是提出了很多新的內容取而代之，這些內容對中美關係造成了重大影響，而且影響一直持續到了今天。國會的做法會繼續阻撓美中關係的發展。（譯注：詳見后編譯小百科）
中美雙方當然都對新型大國關係表示歡迎，因為它們可以由此來避免戰略誤判，以及避免因誤判而引發衝突的可能性。但是，無論中國有多麼想讓新型大國關係在對日冷淡中發揮作用，但在短時間內，我們不應該對它有著過高的評價。
相比中美，美日之間加強對彼此的承諾與信任會顯得更加自然，也更有可能實現。有人擔心，日本未來會挑戰或者威脅到美國的利益，而加強美日關係，不僅可以遏制中國挑戰美國在區域中的霸主地位，也有希望緩解這種擔憂。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政治學教授格倫•斯奈德（Glen Snyder）提出了“同盟困境”（alliance dilemma）理論，指出“越是依賴盟友，越恪守對盟友的承諾，受盟友‘牽連’的風險也就越高。”但是，東亞地區日漸失衡的混亂情況十分典型，在這種情況下，對於美國而言，加強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以進一步確保雙方對彼此的承諾就顯得更為迫切，也更加有利可圖，而不是尋求立即與中國達成戰略互信與全面和解。
正如印度著名地緣政治分析家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在《日本時報（Japan Times）》中發文所述的一樣，日本“將發現隨著美中關係的發展，其自身也會不斷地獲得利好。”相應地，日本亦有可能試圖進一步提高對本國利益的自衛能力，以此來鼓勵美國付出更多的努力，來維持美日同盟的牢固、穩定以及（更為重要的）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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