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煌指出，2014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不順利，雖然不是兩岸關係的倒退，但也出現無人會料到的嚴肅的挫折，而且由於台灣方面的政治生態的變化，基本上改變了以往由兩岸行政權主導的兩岸關係，檢視日後的兩岸關係可以發現在台灣方面是加入了三大新的變數，使得2015年及往後的兩岸關係出現不可預測性：第一個變數是台灣的公民參與，特別是青年參與；二是在台灣人民對於藍、綠政黨希望幻滅後決定自己站出來，這是台灣社會裡面“公民覺醒”的其中一波活動。若以台灣的“九合一”選舉結果來看，似乎第三勢力的空間已徑出現。此一變數們增加代表著在未來的兩岸關係中，台灣方面談判的主體會複雜化及不確定化，“複雜”是說不知道與誰談才算數，“不確定”是指談完之後，是否算數？在此情況下，兩岸之間縱使有談判，也不易有結果，勉強得出結果也無法確定何時可以執行，甚至可否執行也不確知。
第二個變數是非政黨政治而是政黨協商的立法院，台灣在自己的政治生態中衍生出以“政黨協商”取代“政黨政治”，這就迫使政黨政治的多數決成為形式，而今後一旦“兩岸監督條例”完成立法，將使台灣的立法、行政的治權分界完全重塑，並使得所有兩岸的談判、協商、底限全部的過程，都在立法院的監督之下，可以想見其談判效率、會商過程的保密等等方面，必然是更沒有保障，更不用說，在談判中涉及的利益規避的問題；其二是互動面，國會有“派員”參與談判的制度。換言之，法制面給予國會參與的正當性，互動面則給予國會參與的操作性。”當然其中的角色分際，以及保密規範，都是台灣方面在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協議，必須重新定位，重新摸索的大工程，同時對北京而言，也是嶄新的經驗。
第三個變數是N世代青年，眾所週知2014年改變兩岸關係趨勢，最關鍵的轉折點就是“318學運”，而“318學運”本身鼓動了台灣新世代的青年，他們自稱是“網絡原住民”，在“318學運”中，他們表現了不一樣的世代的印象。開始有人注意到他們的組織力，他們的自制力，網絡是他們的生活，是他們的世界，而世界就在他們指尖上，網絡是他們信息的全部至少是最主要的來源。
最後，楊開煌認為，面對這樣詭譎的一年、出現新變數，再加上馬政府的跛腳現象，和半年之後將啟動的台灣大選，看來各方對2015年的兩岸關係都難有大作為，如能維持基本狀態就是難得之事，除非發生相關的重大事故，否則2015的兩岸關係應該是下一階段兩岸關係的觀察年、摸索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