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1日電／獲得大選勝利的安倍政權繼續向修憲的道路邁進，但日本的知識人針對和平憲法卻有著難以割舍的複雜情結。在他們眼中，和平憲法不僅象徵著日本的民主自由，代表了知識人的獨立，它是將戰前與戰後分離開來的分水嶺。
早在江戶時代，一部分學習西洋知識的蘭學家們，就在翻譯西洋著述時對分權、立憲進行了一些簡單的介紹。佩里叩關之後，為了找到擺脫殖民危機的途徑，幕末的士民們也力圖從政治體制、政治思想上向西洋接軌，福澤諭吉就在《西洋事情》的“合眾國”卷中，倡導1787年美國憲法中所體現得自由、平等、民主精神。
到了明治時期，隨著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展，從明治藩閥體制內游離出來的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等人逐漸強調民選議院和憲政的重要性，中江兆明、植木枝盛等啟蒙思想者也曾經構畫過效仿英法而確立民主憲法的藍圖。然而，知識人的這一系列努力，最終卻隨著國家主義的興起和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布而化為泡影。自《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之後，穩固下來的天皇制極權主義政治形態，使得知識人得以自由活動的空間愈加狹小。
雖然在大正時期，知識人曾經努力以合理主義的學風，來淡化天皇專制統治，營造對內民主、對外和平的氛圍。但在帝國憲法的框架之下，知識人的這些嘗試始終無法實質性的突破，而僅僅只是在學說、氣氛上作一些邊角上的修補。隨著昭和前期內外局勢的惡化，文化界、思想界湧動出法西斯主義的思潮。而軍部上台之後，更是以武力鎮壓、宣傳煽動的方式，讓整個戰前的知識界徹底“轉向”，使得經過近代學術思想、民主氛圍洗禮的日本知識人，在戰時蛻變成為默許侵略戰爭，參與侵略戰爭的道具。
日本戰敗後，馬克思主義陣營和自由主義陣營的知識人們都對戰前體制進行了較為深刻的反思，儘管二者在戰後日本採取怎樣的政治體制上存在不同意見，但在制定憲法上，二者都主張廢除《大日本帝國憲法》，並設立一部和平、民主的新憲法。1946年5月1日，左翼知識人帶領將近百萬民眾集會遊行，左翼運動組織者還致書同盟國，同意接受同盟國對日本的改造，並表示未來的日本決不再次破壞世界和平。雖然左翼的革命運動之後被盟軍和當局壓制，他們在制定憲法上的影響力逐漸被削弱。但是，在制憲問題上，自由主義陣營的知識人們也沒有向專制主義天皇制和軍國主義妥協。
在戰敗之初，以東京大學、東北大學、法政大學、京都大學等知名高校為陣地，自由主義陣營的知識人們組織成立了“憲法研究會”。包括經濟學者大內兵衛、物理學家湯川秀樹、經濟學家矢內原忠雄、法學家宮澤俊義等在內的多名有聲望的知識人，聯合反對當局和穩健保守人士的制憲主張，開展了長達數十年的維護和平憲法運動。高野岩三郎在《被囚禁的囚徒》中詳述了明治憲法體制是怎樣囚禁民眾的，進而要求徹底反省戰前帝國憲法給日本帶來的災難。在戰時擔任東京大學校長的南原繁，親眼目睹了戰前日本軍部怎樣囚禁、關押、利用知識人，深感和平主義、民主主義和學術自由對新生日本的重要性。在反省罪行方面，他坦言日本發動戰爭是對整個亞洲犯下滔天罪行。在戰後日本應該建設成怎樣的國家問題上，南原繁提出了他的“和平構想”，認為新的日本應該放棄戰爭，與世界各國友好相處。他指出，戰後日本人的新使命應該是捍衛非武裝的新憲法，要拿出對真理的敬畏、熱情和勇氣奮勇前進，這樣才真正體現愛國之心。作為戰後自由主義旗號人物的南原繁，堅定地支持和擁護和平憲法，為之後的進步知識人提供了奮鬥方向。
南原繁的學生丸山真男，進一步從戰前日本人的精神構造，日本思想的特殊性方面，對和平憲法進行了深層次剖析。丸山在其著述《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中，通過解析戰前的帝國憲法，指出由天皇制、軍部、官僚構成的“超國家主義”導致了戰前日本人自我意識缺失，最終喪失理性與進步。針對60年代之後日本興起的修憲思潮，丸山真男強調堅持“憲法第九條”的必要性。1964年，岸信介等人組織改憲派，他們提出戰後憲法是占領時期被迫接受的憲法，丸山真男在“憲法研究會”上代表大多數知識人表明態度，反對當時修改憲法，批判改憲派的“和平憲法強加說”，指出不應該過早對憲法第九條提出質疑。而以丸山真男為代表的進步知識人，在20世紀80年代一直都是阻止保守勢力修改和平憲法的重要力量。即便是在五十五年體制解體之後，日本國內的保守主義盛行，要求改變和平憲法的呼聲高漲的現在，也有一批進步的知識人，在堅守著護憲的方針，並各地奔走，阻止日本再度成為世界的公敵，大江健三郎就是走在最前線的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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