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總統都會面臨處理意外危機帶來的挑戰。可以說，喬治•布什對九一一事件的反應帶著他急於重塑世界觀和國際雄心的激進態度。而奧巴馬對阿拉伯之春的反應卻走上了另一個極端，他拒絕承認阿拉伯危機才應該是他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去年，奧巴馬無視俄羅斯對敘利亞危機的介入，一直固執地要求俄羅斯的普京進行新一輪消減核軍備的談判。這種明擺著徒勞的努力讓美國在中東和歐洲的盟友都感到十分驚訝。當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F. Kerry）得到奧巴馬的授意，宣佈以重建巴以和談為重，卻堅持和埃及保持距離的時候，他們對此都表示非常不解。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些和克里走得較近的官員稱，埃及的政變之所以沒有被定性為政變，其中一個原因是美國為了避免削弱中東的“和平進程”，而其前景對於所有外界力量都是難以預料的，其中也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它們自己。
阿拉伯革命需要美國和其他外部力量的大膽舉措來影響最終的結果。發動空襲以打擊敘利亞軍隊本應該成為這樣的舉措之一，而停止對埃及的軍事援助也該加入此列。但是，奧巴馬是個習慣做“半舉措”（half-measures）的總統，這往往跟隨著無休止的內部辯論和無實效的舉措。本該調停敘利亞危機的時候卻給反對派運送了武器；本該與埃及失去控制的當局斬斷關係的時候，卻只是取消了一次無關痛癢的軍事演習。
奧巴馬原本的意思可能是想讓美國從世界舞台上那個“不可或缺”的角色中抽身，但是，他的持續不作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可能會讓結果剛好背道而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