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期對斯諾登的評價是建立在一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就是我相信斯諾登所曝光的事情並不新鮮。難道國會議員們不知道這些情報，這些情報也從來沒有被洩露過麼？雖然我的這種想法基本上正確，但當這一系列情報收集的工作被曝光出來後，其範圍之廣還是讓我目瞪口呆。媒體的不斷曝光讓我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編輯還未看到我的專欄稿之前，美國國家安全總局已經知道我寫了什麼內容了。我也曾經表示，在斯諾登曝光的這一系列情報收集的工作中，沒有人說謊，但是後來我們知道，國家情報總監克拉珀（James Clapper）確實說謊了。今年3月，參議院聽證會問克拉珀，關於情報機構收集了“數百萬或數億美國人的任何形式的數據”的新聞是否是完全是假的，克拉珀回答道，“是的，它是假的”。而事實上，他說謊了。
一般來說，我會傾向於用這樣的句式來作出自己的評價，比如，我可以說“斯諾登的確做了一些正確的事，但是他帶來的傷害更大”。但是問題就是，這個說法我並不能確定。我能確定的是，他引起了一場很有價值的辯論。我也相信隨著時間逝去，政府的權利將被濫用，斯諾登將被正式稱為“告密者”。
所以，對於斯諾登應該得到怎樣的對待，我很茫然。他確實觸犯了法律，但他在處理信息時非常小心，他並不能預測曝光這些信息所帶來的全部結果。但無論如何，政府不可能允許任何人隨意決定什麼信息可以被洩露，什麼不可以。所以，就我自己而言，我覺得斯諾登有些像約翰•布朗（編者注：布朗被稱作“19世紀美國最具爭議性的人”不像大多數北方人認為應該通過和平手段來解決奴隸制廢存問題，約翰•布朗認為應該採取暴力行動。後來，他被指控叛變，謀殺5名支持奴隸制度的南方人，最後被絞死。），他因為不滿奴隸制度的不人道，從而觸犯法律，想通過這種方式結束這種狀況。當然，我的比喻並不完全合適，因為約翰•布朗曾經奪取了一些人的生命，但是你還是可以找到他們的共同點。我想，斯諾登應該受到懲罰，但不該是作為一個“叛徒”而受到懲罰，在技術層面上，他做過對美國不忠的事情，但是經過一番思索，你就會發現，他其實並沒有背叛“美國價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