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說：“現在，為了讓亞洲成為一個信任和秩序的地區，而不是武力和威脅的地區，我想最後向亞洲和世界呼籲，女士們，先生們，我們必須克制，不要在亞洲搞軍備擴展，要不然這事情會不可收拾，軍事預算必須完全透明，而且應該公布，其形式必須是可以核查的，我們應該建立起一個機制，來進行危機管理，同樣要有軍隊之間的溝通渠道，我們必須制定規則，促使人們採取的行動要以國際法、國際海洋法為基礎，只有這樣，我相信我們才能夠獲得增長和繁榮。我們大家都能實現我們的潛力”。
總而言之，安倍將自己的擔憂描述為對“公共產品”的考量，以期得到“法治”的保駕護航。安倍明確提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這表明他很可能將此作為與中國對話的基礎，來決定相關爭議島嶼的最終主權所有者。而中國不大會接受任何類似的提案，它更傾向於以兩國領導人先前達成的共識為基礎來處理這件事情。另外，中日已經有超過15個月沒有任何高層次的外交接觸了。
安倍在達沃斯的演講本質上是在為日本“拉票”，他說，“如果和平和穩定在亞洲受到動搖的話，那就會波及全世界，影響巨大”。
相比於安倍精心設計的這場演講，他對《金融時報》發表的評論直指中國，似乎有欠考慮。安倍將中日現在的關係比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與德國的關係。現在，東北亞態勢和20世紀早期的歐洲顯然不同，事實上，那時候的歐洲並不以核霸權取得平衡。從這個意義上說，安倍的這一比較還是有待推敲的。在另一方面，曾有說法稱，中日因為經濟上的利害關係，兩國是不可能發生衝突的。安倍的言論似乎否定了這一說法。總之，安倍的這一比喻恰恰反應了他對現狀的判斷——兩國的衝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