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李義虎提出四點建議：
第一，實行區間定位論。就是說，大陸給台灣的定位是“特別行政區”，台灣自身的定位是“中華民國”。雙方都不接受對方的定位，就以“特別行政區”為下限，“獨立國家”為上限，在沒有解決前雙方都不要故意突破這個範圍。
就大陸方面來講，“大陸與台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論述已經提供了相當大的彈性空間，也符合劃定相應的區間定位的做法。而在台灣方面，“一國兩區”、“一國兩府”、“一國兩治”、“一國兩憲”及“一國兩體”等，在談判的意義上都可被認為是屬於區間定位的做法，它們都留下了進行政治協商談判的空間，也留下了尋找區間定位的餘地。從某種意義上講，通過兩岸良性互動尋找到區間內的那個合適位置，將有助於兩岸整合成功並最終走向和平統一。
第二，按照存量不動、增量改革的原則，適當成為“一國兩憲”。李義虎指出，兩岸的憲制性文件都表明了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這是兩岸關係現狀、即存量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島內複雜的政治生態中，“憲法一中”的“中華民國憲法”不僅是抵擋“台獨”的現成利器，而且是兩岸複歸統一時可用的“法理性文件”。
李義虎表示，應該適當解放思想，認識到“憲法”未必是國家層面的東西，從其他國家看國家內還可以存在邦憲、州憲和加盟共和國憲法。
第三，務實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李義虎認為，大陸的“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為解決定位問題騰挪出很大處理空間。如果兩岸雙方能夠務實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就可以為找到台灣合理定位，順利解決“台灣是中國什麼樣的一部分”的問題找到實際路徑和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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