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美國因素。從中、美、台三邊軍事安全看，若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將對中美、美台關係產生重要影響。在美國重返亞太后，中國提出“新型大國關係”。史曉東認為，如果這一關係建構良好，中美合作加深，共同利益不斷擴大，美國支持兩岸關係改善的願望會加強；相反，如果這一進程渺茫，兩國衝突大於合作，那麼美國對兩岸建立軍事互信開綠燈的可能將顯著降低。
第四，是大陸方面的體制創新。史曉東引用蘇起的話認為，尤其是中共新一屆領導人執政後，“其國力、思想都讓北京在對台政策上既能大開，又能大合，既能更軟，也能更硬。過去不敢給的，可能會給，不敢拿的，可能會拿。”
總而言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歷史條件為中國大陸對台政策創新提供了新機遇。但中共對台政策創新從來都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在看到中國大陸的和平願望、創新動力以及政策創新空間的同時，各方也應清楚認識自己的責任，把和平的願望體現在相向而行建立互信的實際行動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