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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定淮（中評社 黃博寧攝） |
中評社香港12月13日電（記者 黃博寧）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定淮昨日在香港大講堂以“一國兩制下國家主體發展戰略與佔領行動后香港發展”為題發表演講。張定淮對逃港者群體對中共心存的間隙表示理解，但提請港人看大局向前走，認清“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不會變，普選的大方向不變。他強調，港人對中央的“道德虧欠”和“制度傲慢”應該適可而止，要認識香港高度的自治是中央授權而來的實質，面對普選要回歸理性，不要讓香港淪為高度政治化的社會。
從中國國家結構形式講起，張定淮說“一國兩制”極大改變了中國的政權結構，西方學者將此概括為“從單一制集權”到“有一定聯邦色彩”國家的演變。中央政府通過授權的方式，讓香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是國家的基本國策，也是中共領導人的口頭禪，歷任領導人都在遵守，50年不會改變，今年6月出爐的《白皮書》只是把《基本法》中比較隱晦的部份說清楚，港人不要有不應有的顧慮和懷疑。
張定淮說，自己是60歲的人，經歷了中共建政后的歲月。對中共前三十年的左傾種種有親身經歷，完全瞭解在1949到1979年逃港來的120萬人的心結。這些人的家人後代現在構成香港社會的主要力量，他們對國家的成見和負面情緒完全可以理解。但看問題不要總糾結于歷史，要從大局來看，向前看。對國家的進步，不宜片面理解，要有客觀的心態。
比如，不要總說“大陸經濟發展不錯，政治完全沒有發展”。實際上，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國內的政治取得了很大進步，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使重大公共政策出現調整的可能。鄧時代，看到國內經濟蕭條，於是拋棄“社會主義搞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的觀念，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江時代，看到有經濟地位、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人沒有相應的政治地位，於是通過“三個代表”擴大中共的執政基礎；胡錦濤時代，看到社會存在的兩極分化趨勢，提出“和諧社會”。
張定淮說，改革開放和解決香港問題幾乎同步進行，彼時內地對香港有很高尊重，承認兩地同步性上巨大的差異。三十多年來，其間距大的差異已經從全面、對抗性的差異轉變成局部、非對抗性的差異，是時候港人放下對內地在政治上的“道德愧疚”和制度傲慢。不要再用意識形態差異分化兩地，也不要再拒絕正視中央與香港之間的關係。以上兩點，是本次佔中背後重要的深層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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