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近年來不斷有“香港怎麼了”之問。中央對香港種種亂象表面上強硬，實則束手無策，應該如何解決？
田飛龍：中央對香港的束手無策實則來源於《基本法》設計上的缺陷，即基於形勢壓力和實用理性而對主權原理的過度背離，造成中央的主權權威缺乏具體憲制性權力的支撐而實質落空。有些人可能認為只要放任香港“裸選”，也就是無任何合理之憲制性限制，香港就會自然太平，也會民心回歸，萬事大吉，這無疑是一種選舉民主的迷思，具有表面的道德優越感和形式邏輯的簡明美感，但在政治實踐及其後果上很容易陷入災難。這是犯了典型的“信念倫理”至上的毛病，而缺乏政治上審慎的“責任倫理”，韋伯嚴厲批評過這種“信念中心主義”對政治理性的扭曲效應。香港普選是“憲政民主”框架下的具體制度安排，而不是純粹“選舉民主”的裸選。831決定或許失之過嚴，但完全的裸選在兩制差異甚至對立如此之大的情勢下勢必導致更嚴重的地方主義和分離主義，而絕對不是所謂的“民心回歸”。“循序漸進”和中央主導體現了香港政治發展問題上的最低限度的實踐理性和國家理性以及對逐步消除兩制過大差異的時間管理意識。
立法、司法、行政中，司法終審權在香港，立法權在立法會，中央只能通過行政主導管治香港，而且還陷入“主導不能”的窘境，使得中央治港缺乏多元化且有效的制度性抓手。回歸初期，中央又沒有抓住“人心回歸”的最佳耕耘時期，使得新一代更有比較強烈的“反中”意識。
9月份本土激進派進入立法會後，“勇武”拉布的出現可能令香港政治生態更加惡劣，更無法參與到國家大戰略中。其後果只有等到香港跌落到一定地步，自身感到沉痛才可能有反彈，目前尚未觸底，有許多香港人已經看到了，或做移民安排，或尋求反思改善，但依然存在相當強烈的對抗和固執。在此之前，中央在政治上找不到解法，單純靠經濟輸送無法改變本港政治文化生態，完全放任普選會造成嚴重政治災難，提供地方分離主義的政治助力，所以也只能是給港人時間，依賴其自身的體驗、反思和重建智慧。中央要學會尊重和等待，因為觀念上的改變絕非一時之功。同時，央港關係改善還依賴於另外一個並行的歷史進程，即內地體制的治理現代化和文明化。時間之流中，香港觸底反彈與內地治理優化總會在某個新平衡點相遇，那會是新央港關係的歷史性起點。在此之前，不妨耐心一點，彼此都需要時間來反思磨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