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台北的領導人第一次作出這樣的努力。實際上，這已經是第三次。第一次，是90年代李登輝推出的，因為亞洲經濟危機而作罷。然後，中國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低成本的製造業和廣大的市場，吸引了台灣商界的投資和目光。第二次是2002年陳水扁執政時期，因為當時台灣60%的對外投資都在大陸而走到盡頭。
蔡英文似乎特別看重她的這個承諾，還為此專門設置了“新南向辦公室”。這也設定了蔡英文對東南亞的整體戰略基調和方向。
雖然政策不該被預先判斷，但確實存在可能推動或阻礙蔡英文南向政策的政治和經濟因素。經濟邏輯上，現在比原來好。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的相對放緩，沿海地區成本的增加，台灣業界會願意南進，也有一些東盟國家歡迎台灣投資。
然而，東盟國家也不願意在兩岸爭吵時夾在中間。2000年以來，中國和東盟的經濟依存度不斷加深，增速迅猛。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和亞投行倡議使注意力集中在與北京保持雙贏上。因此，台灣追求南向政策的關鍵與同北京建立穩定的兩岸關係串聯在一起。如果北京不高興了，和東盟的關係也不會蓬勃發展。
每當台北尋求“國家”承認時，北京就會抵制。因此與其強調與台灣的關係是政府與政府的關係，東盟不如多管齊下，優先開展商業交往和民間往來。雙向研究、商業和投資的聯繫應該重建和加強。這樣的網絡可以幫助台灣更多瞭解區域內政治經濟的細微差別，開拓區域合作的合適經濟戰略，而不與大陸正面交鋒。比如，“中央政府”之外，台灣建築和重型機械企業可以與東盟的地區政府打交道，挖掘出工業或經濟區，小範圍投資發展。
台灣的私營部門也可以在新南向政策中發揮關鍵作用，也應該鼓勵他們與當地企業發展業務上的夥伴關係。比如富士康已經在越南成功存在並建廠，當地視其為關鍵投資者。
鑒於兩岸關係的本質，未來東盟與台灣的關係會有很大偶然性。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是否能真正向前走，取決於（九二共識）這個標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