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在任何國家都是頭等大事。在北京看來，梁游宣誓當日的惡劣行為、拒不道歉的頑固態度、赴臺“播獨”的行徑，絕不是“小打小鬧”，而是“大是大非”，嚴重挑戰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底線，不可坐視不理，且必須確保萬無一失。而從“佔領中環”到“旺角暴亂”，一系列嚴重影響本港正常社會生活秩序的社會運動，法官均以涉事人出於“社會公義”、“需要同情理解”等動機輕判。如新科議員羅冠聰2014年衝擊金鐘政府總部，被控以“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雖然罪成但僅判處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律政司不服判決上訴卻被駁回。
香港固然是法治社會，但法官對重大案件的裁決，是法治傳統、政治取向、個人立場的綜合。更關鍵的是，自“佔中”至今，香港司法系統始終不能有效識別和反擊“港獨”，客觀上助長了香港的違法成本越來越低，不良風潮愈演愈烈。如果本次司法覆核案，本地法院圍繞《宣誓及聲明條例》，援引自2004年以來屢有議員在首次宣誓進行政治表演，第二次宣誓“勉為其難”過關的先例，就是否是“忽略或拒絕作誓”進行論辯，則不確定性升高。從這個角度看，本地系統難當維護香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秩序的重任。
若兩位後任議員僥倖進入議會，參照2日大會的情況，可以預見未來立法會是何等模樣。即使港府再提請國務院交由全國人大釋法，過程也要數月，其中損失難以估量。再者由全國人大推翻香港方面的判決，勢必引起更大的動盪。與其如此，不如中央先出手，由全國人大在司法覆核裁決之前釋法，確保“一國兩制”在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當然，這也會引起反對派的批評，稱“司法獨立遭到破壞”、“法治已死”、“一國兩制徹底失敗”等等。那又如何呢？沒有什麽比維護國家主權更重要，這也是維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不得不然。
回過頭看，始作俑者始終是梁頌恒和游惠禎兩人，如果不是他們上演一出拙劣的“宣誓鬧劇”，挑戰底線，又怎麼會勞動中央出手。事已至此，全國人大主動出面釋法“反港獨”，一錘定音，以正視聽，是早日結束立法會亂局、降低社會風波的最佳途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