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安林說，這次張王會至少有四個成果非常明顯。一是雙方對發展兩岸關係交換了意見；二是建立了一個機制，包括互訪機制、常態化溝通機制；三是探討了一些議題，達成一些共識；四是推動互訪。兩岸媒體和老百姓之所以這麼關注這樣一次對話，因為它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尤其是制度化建設方面打了一個基礎。
他認為，至少到現在為止，王郁琦這次來訪還是比較成功的，國台辦和陸委會建立一個常態化溝通機制，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化建設有很大的幫助。兩會這個平台是進行事務性協商的平台，我把這次會面定義為一次政策性的對話，對兩岸關係最大的意義是進可攻，退可守。從“退可守”的角度來看，這樣一個平台的作用是為兩會的協商進行一些政策上的溝通，排除一些政治性的障礙，讓未來兩會的協商更順利。從“進可攻”的角度來看，如果以後條件成熟，政策性的對話可以發展到政治性的對話，甚至政治談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