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4日電／真是“湊巧”。就在馬英九聲稱對在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實現“習馬會”“有機會不放棄，沒條件不強求”後沒有幾天，大陸國台辦副主任襲清概到訪台灣，並在抵台首天就按照雙方事前約定的方式，向台灣方面遞送了出席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邀請函。隨之，從遞送邀請函人員的層級、代表性及方式，到是否因此而預示“習馬會”破局，在台灣地區政媒兩界引發熱烈討論，各種觀點都有。
新華澳報今天發表富權的文章指出，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應當了解“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對台灣出席者作出規範的“西雅圖模式”。根據“西雅圖模式”，台灣不但不能主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而且台灣領導人也不能出席這個最高層次的會議，而只能是派出經濟領域的部長級官員，以“領導人代表”的名義。此外，根據決定兩岸三地加入“APEC”的“韓國備忘錄”，台灣和香港（回歸後稱為“中國香港”）都不能舉辦“APEC”的“雙部長會議”，而在“雙部長會議”召開時，兩地只能派出負責經濟事務的部長出席，而負責外交事務的部長則不能出席。
至於台灣“領導人代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邀請方式，通常是由主辦當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經濟體的領袖，當然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派出特使前往台灣，當面向台灣領導人發出出席邀請函。而台灣出席會議的“領導人代表”的具體人選，必須獲得北京同意。然後，當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主辦經濟體，再向台灣發出具體人選的邀請函。
在輪到由中國舉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如何向台灣方面遞送邀請函？二零零一年中國首次在上海舉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由於台灣是由陳水扁掌政，北京幹脆特使也不派出，只是傳真一紙邀請函，而且連收件人的姓名也付諸厥如。陳水扁意圖籍著當年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中國舉辦的機會，實現“務實外交新突破”，提出由卸任“副總統”李元簇代表他出席，理所當然地遭到北京反對。陳水扁一“怒”之下，竟然連代表也不派出，成為自一九九三年“APEC”舉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來，台灣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缺席的記錄。據說，陳水扁後來頗為後悔，因為中國大陸沒有任何損失，受損失的倒是台灣自己。
現在，又一次輪到由中國舉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馬英九希望能親身出席，並籍此實現“習馬會”。其理由是“APEC”的各個會員都是以“經濟體”的名義入會，而不是以國家，而出席的各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是以“經濟體領導人”的名義，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因而他本人以“中華台北經濟體領導人”的名義，出席在屬於“一個中國”範疇內的中國大陸舉辦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不涉及到敏感的政治問題。
但從種種消息來源看，北京仍將“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視為“國際場合”，馬英九即使是以任何身份出席，都有違“一個中國”原則。實際上，當馬英九與奧巴馬、普京、安倍晉三、朴槿惠等領導人坐在一起開會，並來個大合照時，就實質上造成他是“國家元首”的形象。何況，既然是正式代表，就必然與其他經濟體的領導人下榻同一家酒店，這就將會為馬英九籍機與各國領導人進行“咖啡廳外交”、“走廊外交”以至是正式會見，提供了方便，這是北京所絕對不願見到的。
但北京卻又希望能創造機會，在大陸地區實現“習馬會”，當然也明白到，馬英九要訪問大陸，受到許多內外條件的限制。首先，當然是不能以“中華民國總統”的名義；其次，也不能以“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因為將會被民進黨等政治勢力攻訐為“矮化”。因此，藉著“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北京舉行的機會，進行巧妙靈活的安排，或是一個“過了這一村就沒有下一店”的極為難得的機會。那就是，北京籍著“APEC”停止吸收新會員的決定“解凍”，邀請已經在十多年前就已申請入會的經濟體，如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孟加拉及中國澳門等的領導人，作為“特邀嘉賓”列席會議，並由東道主習近平作出動議，吸收這些經濟體入會。實際上，習近平最近的訪問蒙古及印度的安排，據說就有著這樣的意圖；而北京將籍著本年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中國舉行之便，，將“APEC”本年度的旅遊部長會議安排在並非是“APEC”經濟體的澳門舉行，也是有著為推動“中國澳門”入會“造勢”的意圖。
倘確實是有此安排，台灣就可以除了如同往常那樣，派出“領導人代表”正式出席本年度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據說是蕭萬長）之外，馬英九還可以作為“特邀嘉賓”，獲邀請列席會議。當然，為了避免發生“兩個中國”的困擾，所有列席會議的“特邀嘉賓”，一律不參加“大合照”，而且也不住在雁栖湖酒店。這樣，馬英九就沒有機會與奧巴馬、普京等領導人進行“咖啡廳外交”、“走廊外交”甚至是正式會見。這就既可使馬英九能有一個“名正言順”的機會和名義訪問大陸，又可解決“國際場合”的問題。
而真正的“習馬會”，是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閉幕後的場合。而從今年的“國共論壇”遲遲未能舉行的跡象看，很可能就是為了“移船就磡”，將之安排在緊接著“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之後舉行，讓馬英九以中國國民黨主席而且還是台灣地區執政黨主席的身份與會。當然，在進行正式的“習馬會”時，為了避防“矮化”的困擾，習近平和馬英九不用兩岸執政黨主席的名義，而是分別以“大陸地區領導人”和“台灣地區領導人”名義，這是符合《“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關係條例》的定位的，民進黨要鬧也沒有理由。有人說，本年度“國共論壇”遲遲未有舉行，是因為發生了“張顯耀案”，其實是短視。當然，由於發生了“張顯耀案”，可能會衝擊“習馬會”的安排，那又是另一回事。
在了解到上述有可能的安排之後，就可理解北京今次向台北遞送邀請函的方式的奧妙之處了。眾所周知，龔清概是習近平的親信，因而“習近平代表”的意涵就特強；而且他也是現職的副部長，算是對台北給足了面子。但由於兩岸的現實，龔清概又不能直接將邀請函面交馬英九。這就並沒有封死馬英九以“特邀嘉賓”身份列席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門”。當然，倘馬英九仍不知趣，還是堅持要直接以“經濟體領導人”的身份出席會議，那就是“門都沒有”。
其實，今次北京向台北遞送邀請函的安排，已經體現了充分的誠意。因為龔清概是將邀請函面交“外交部”的官員的，而考慮到北京向來嚴禁自己的官員與台北的“外交”官員接觸，而且“APEC”也有不准台北的“外交部長”出席其“雙部長會議”的慣例，因而這已是北京尊重“APEC”國際組織定位的最大誠意。在過去，這是不可想像的。當然，為了適當淡化“國際場合”意味，是由國台辦副主任遞送邀請函，而台灣陸委會的官員也在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