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國民黨、民進黨兩大陣營政商關係的演變引發自主社會運動的變化。鄭振清說，在整個1990年代的台灣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民進黨是以本土工農社會階層和自由知識分子的政治代言人自居的，針對國民黨與大企業財團“金權合流”的政商關係弊端，提出了一系列照顧中下階層利益的財經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利用台灣社運的力量而得到發展。
1990年代後期以後，民進黨政客刻意宣揚“本土”對抗“外來”、“台灣認同”對抗“中國認同”的認同政治動員方式，遠離了左翼思想和社會階級動員。陳水扁執政八年間與大企業聯手，建立政商尋租聯盟，不僅收編了台灣主要工商團體，還大力推行圖利於大企業和財團的公營事業民營化。這些做法不僅使民進黨與中小企業關係疏遠，也失去了很多基層社會運動團體的支持。
鄭振清表示，2008年民進黨敗選之後，黨內不少青壯派人士提出多種改革民進黨的思路，為蔡英文領導下民進黨的路線調整做了鋪墊。因此，2008年以後蔡英文啟動了檢討民進黨政治定位和路線的改革措施，重建民進黨與社會運動界的聯繫。2014年“太陽花學運”背後的社會力量的集結，為民進黨擴大社會基礎提供了動力。
第三，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觀出現分裂，給一般社運染上了複雜的政治因素。鄭振清說，李登輝的“兩國論”、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以及整個台灣社會和教育體系對“台灣主體性”的片面強調，都深刻影響了台灣青年一代的國家認同觀。台灣社會的國家認同從此走向分裂。部分激進社運組織“逢中必反”，將“愛台灣”與“中國”對立起來。這些成為台灣社運發展的畸形特征。
最後，鄭振清表示，今後，長期來看，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要從鬆散的經濟圈，經過ECFA框架下的自由貿易與產業合作走向具有兩岸特色的共同市場，逐步實現兩岸經濟一體化。目前來看，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已經有了較好的基礎，需要保持、鞏固和擴大這個基礎。
他說，多年來，處理兩岸事務的切入點是經濟，但兩岸關係絕對不僅是經濟，而且，光有經濟政策是不夠的。兩岸經濟合作起來以後的下一步，應該是積極推動兩岸社會從交往交流，走向包容合作，實現融合共生，同時避免兩岸社會的摩擦和對立。為此，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除了要繼續完善對台經濟政策和堅持“一國兩制”政治論述之外，還急需調研、制定對台社會政策。
鄭振清也認為，新時期的大陸對台社會政策，應該考慮如何對接兩岸社會公共政策，包括教育、就業、社保、養老、醫療等政策，如何更好地包容台灣民眾的社會發展需求，如何更好地促進兩岸民眾交流合作的便利化，如何更好地推動兩岸民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融合共生。唯其如此，在兩岸政治關係維度上的諸多老大難問題，例如兩岸和平協議、兩岸政權定位以及政治協商或政治談判等高難度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社會動能，才有可能順勢而為，向前邁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