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同一些支持統一的退休將領，當他們在北京抗日紀念館參觀時，他們看到的是，共產黨才是抗戰的主力，他們心中會如何想？兩岸對於歷史的事實與史觀也沒有因為這些年兩岸經貿的密切交流而趨近，兩岸關係的精神層面的進展自然不足。
我們也看到，當兩岸的學者正在為兩岸和平發展期的兩岸政治關係及兩岸統一路徑思索時，大陸卻冷不防地重申“一國兩制”是統一後的政治安排。這樣的作法，
只會讓台灣民眾感覺北京對於統一的方式早有定見，因而對於政治談判更為裹足不前，並會認為，北京對台的經貿讓利作為只是在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創造經濟基礎而已。
兩岸政府應該都了解到，兩岸關係需全面系統性的推進，並認識到無法系統推動的困難障礙在哪裡？在責備對方之餘，先想想有哪些政策，可以不需要與對方討論，自己就可以先行讓步處理。舉例來說，在兩岸互動時，大陸政府完全可以主動給台灣民眾國民待遇，可以在聯合國協助擁有台胞證的台灣民眾在聯合國工作實習，主動還原現代史國民政府應有的功評。我相信與會者都與我一樣，不希望看到兩岸是以力來解決問題，而是是情和理來處理兩岸的紛歧。
大陸或許會問，為何都是要大陸讓，台灣不讓？原因很簡單，因為大陸目前要統一，台灣大多數卻覺得統一可有可無，還有人反對統一。大陸可以看看以前西德如何對待東德的例子，西德不僅給到西德來的東德人國民待遇，還立刻發身分證；西德自己制訂一個《德國內部貿易法》，主動給東德貿易免關稅，也沒有要求東德要坐下來談才給免稅。西德是用這樣的態度來追求統一的。
大陸可能要了解，在台灣出現認同快速斷裂時，如果要和平解決兩岸關係，就必須用最大的善意與包容來處理兩岸關係，從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等四大面向化解台灣認同所未來的困境。
第四、兩岸關係的推動需要菁英的努力。張亞中說，新功能主義者強調，經濟到政治的“外溢”（ spill over）過程不會自動發生，也就是說，經濟的互利交流不見得會產生政治上的互利效應。關鍵在於菁英在其中有沒有扮演引導的角色。希望今天與會者都能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向雙方政府建言，或發揮輿論的功能，引導兩岸關係往政治互利的方向前進。不然，像太陽花運動這種影響兩岸關係的逆流，不僅使得兩岸兩岸經貿關係無法“外溢”到政治關係，反而可能“溢返”（spill back），而影響到原有的成果，並造成兩岸關係的傷害。希望在鄭立中院長的帶領下，台灣研究院及兩岸學者可以在兩岸關係已有成果的“外溢”過程中，思想引導兩岸，發揮關鍵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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