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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嘗試利用法團主義民主的多元性，恢復香港政治和選舉制度的利益整合功能。 |
中評社╱題：從二元意識形態之爭到多元利益整合——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法團主義民主探索 作者：李浩然（香港），博士、太平紳士，香港特區政府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基本法基金會會長
儘管一直以來，《基本法》安排下的選舉委員會制度都帶有強烈的法團主義民主色彩。然而隨著今次完善選舉制度，選舉委員會的作用被加強，連帶法團主義民主理念的作用也被放大了。這樣的嘗試，不單旨在打破香港長時間二元意識形態對立，恢復健康選舉制度應有的利益整合功能。同時也是希望通過以多元替代二元，修復香港社會的撕裂。并巧妙地使多元的利益訴求，既能够參與到整個利益整合過程中，又不至於直接左右行政和立法的工作，為施政效率和民主下的互相討價還價取得平衡，使政治運作能够儘快回復成為香港發展的推動力。
一、序言
過去多年，香港的政治，特別是選舉生態，被二元化的黃、藍意識形態鬥爭所騎劫，使民生凋零。隨著狀態已經到了不得不把相關的制度缺失修補，但香港自身又沒有足够的健康機制去做出處理，全國人大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和最後的把關者，遂適時適當介入。這次介入最主要除了從政治倫理上明確“愛國者治港”的參政品格要求之外，也在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具體選舉產生辦法上，由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進行修改。有關的完善選舉制度體現和遵循著《基本法》當中所定下的按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原則進行。既針對香港當下所出現的選舉困局作出解決方案，也循著進一步優化法團主義民主的道路，為香港探索一套適合香港社會結構和文化、更能够使民主可以健康有效運作的選舉制度。
其中對於選舉委員會制度的完善，重新引起大衆對這個制度和其背後民主理念的關注。這一方面增加委員數目至1500人，以擴大社會的參與和代表面。另一方面，選舉委員會除了投票產生行政長官之外，根據今次的完善方案，還會負責選舉產生一定比例數量的立法會議員；選舉委員會在香港政治生態中的作用驟然加重。選舉委員會成為了行政和立法關係的特殊紐帶，通過間接模式使立法與行政的關係加強，從而寄望鞏固和強化行政主導的制度安排。同時也把為數更多的民意代表，帶入香港日常的政治運作中去。
二、香港二元意識形態之爭下的選舉困局
普遍選舉（Universal Suffrage）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一般來說，是指一人（達到一定年齡者）一票的選舉方法。普選之所以獲得許多人的推崇與青睞，主要是由於這種選舉模式產生的結果代表了所謂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
然而，隨著近年民粹主義在全球的復興，使普選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民粹主義（Populism）是在19世紀俄國興起的一股社會思潮，主張普遍民衆的權益，相信普遍大衆的智慧。民粹主義的基本理論包括：極端強調民衆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衆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依靠平民大衆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并把普通群衆當作政治改革的唯一決定性力量；通過強調諸如平民的統一、全民公決、人們的創制權等民粹主義價值，對平民大衆從整體上實施有效管理。民粹主義主張依靠民衆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從根本上反對精英主義。認為掌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建立的制度和制定的政策損害普通民衆的利益，因此民粹主義者往往都是反精英和反建制的。民粹主義者認為全球化對普通民衆不利，對統治精英有利，因此也反全球化。
民粹主義者認為通過選票有可能改變他們反對的政府和政策。民粹主義所主張的一人一票，以多數票決的方法帶來了民粹主義的核心問題，即決策的非專業性及盲目性。這直接導致普選制度可能衍生出“多數人的暴政”。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曾經提到，民主制度的最大優點是自由，但不顧一切過分追求自由的結果，則會破壞民主社會的基礎，最終導致極權。從歷史經驗來看，假如民衆一味相信自己的決策而自身又沒有任何制約，那麼個人的不良思維模式可能會上升為不良行為模式，乃至演變災難。
今天的政治現實，是世界普遍性的意識形態鬥爭思維被強調和宣揚，并因此強化了民粹主義的蔓延。這種意識形態鬥爭狀況的世界普遍性，包括在香港，很大程度是源於美國在全球的對華政策。隨著中國發展，美國認為中國將會對其霸權構成威脅。為了應對中國，除了在外交和軍事等正式國與國之間層面進行對抗之外，還通過其所謂的軟實力，利用文宣方式挑動不同國家的民衆，產生對中國的負面感覺。從較遠的“一帶一路”，抹黑中國和沿綫國家的正常借貸和貿易合作關係，說成是所謂的債務陷阱；到今天中國對其他國家基於人道合作提供新冠肺炎疫苗幫助，又被抹黑為進行所謂疫苗外交。很不幸地，香港社會也跌入到美國這套話語陷阱當中。香港一些參政人士，完全基於對中國的意識形態仇恨來進行政治工作。對內，他們嘗試阻撓一切政府提出的政策，也因而有了反對派所謂的“35+”攬炒動員，其目的便是通過完全癱瘓政府和議會運作來追求其政治訴求。對外，這些參政人士在組織選舉動員時，往往以挑動選民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仇恨為基礎。這一類通過販賣恐懼和仇恨的選舉動員方式，跟美國以特朗普式選舉動員為代表、或者是台灣蔡英文在2020年選舉中向選民販賣所謂的香港恐懼的選舉策略，通過強化民粹主義獲得選票有著非常相似的原理。
在香港，相關政治操作更進一步被兩種不同的政制發展主張所激化。一部分參政者主張全盤西化，認為應該把西方模式的選舉制度搬到香港。另一部分參政者則主張一種非殖化民主進程，主要內容體現在強調香港作為中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特區的地位，需要跟中央政府互相協調和建立起互信關係、同時反思西方選舉模式跟香港社會的契合度，不主張全盤西化。兩種不同的主張，在美國以挑動對華仇恨的外交政策文宣背景下被激化。
事實上，民衆在參與政治活動時，并不可能達到專業和擁有完整信息的理性。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互聯網的普及使用進一步放大了美國宣傳信息造成民衆情緒化、盲目化、極端化效果。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選舉制度，便要面臨著因意識形態鬥爭而激起的民粹主義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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