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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一鳴（中評社 林艶攝） |
中評社記者：您也提到特區政府手握收地權力，只因牽涉各方巨大利益，各種關係盤根錯節，因此覓地阻力大。您認為，這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否有可能得到有效破解？
郭一鳴：什麼叫“破解”？我覺得應該有一個量化指標，比如讓香港的人均住房面積達到多少，或者公屋輪候資格、時間等等。事實上，香港房屋政策也有其正面因素，有大約一半的人口住在公共房屋，享受政府的福利，很多大城市都做不到。現在問題是私家樓太貴基層市民買不起，而申請租住公屋的人太多，一般需要排隊輪候接近六年。解決住房問題另一個關鍵是要解決年輕人上樓難的問題。比如辛辛苦苦供一個孩子上了大學，工作以後薪金增長追不上樓價上漲，一些薪金較低要去申請公屋，父母和孩子心理都很難接受。現實是不少年輕人大學畢業後結婚，兩夫婦月入四五萬元，既不符合輪候公共房屋的資格，又買不起私樓，安居夢難圓，就算千辛萬苦“上車”也只能買“納米樓”。
要“破解”這個長期存在的重大難題，首先要有土地，然後要用好土地資源，才能逐步緩和房屋問題造成的社會矛盾。政府確實有收地權力，根據《土地回收條例》，若符合相關前提條件就可以收回土地。但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罕有動用這條被稱作“殺手鐧”的條例，說得直接一點就是不敢用，擔心用太多會引發社會震撼。其實有法例而不用，等於自廢武功。這種情況最近有所改變，特區政府宣布引用該條例收回了元朗、粉嶺三幅土地，一共1.23公頃。另外，特區政府也應該考慮借助社會力量，共同解決社會問題，比如前幾年有發展商表示拿出土地興建青年宿舍，對此特區政府應該予以鼓勵和支持。
中評社記者：過去反對派的“爭普選”口號之所以在香港內部民意產生一定認同，部分程度上與其嘗試建構起普選政治制衡所謂“地產霸權”的政治論述有關。在“愛國者治港”原則正式確立、香港選舉制度得到完善以後，如何透過制度面、治理面的改革措施，來解決所謂“地產霸權”問題？
郭一鳴：“地產霸權”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也有政治炒作的成分。但香港先天條件是人多地少，回歸以來，伴隨經濟快速發展，最大的得益者的確是地產商。他們投資發展的樓房和店鋪價格不斷上漲，租金的回報率也在上升，特別是最近十多年幾乎每年都在升值，而其他行業不僅沒有這麼好運，還要承受高地價貴租金的經營壓力，這是不爭的事實。
如何改變這個問題？關鍵是讓廣大市民看到政府的決心，看到願景和希望，首先是要拿出可行的辦法。除了地少人多，香港的房屋購買力不單是來自本地。作為資金的自由港，大量現金湧入香港，回歸之後很多內地的有錢人來香港購買房產。如果全世界各地的有錢人都來香港投資房地產，香港住房問題更加棘手。因此，特區政府要給出一個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設定好目標，制定好計劃。大地產商是香港經濟繁榮的最大得益者，特區政府應制訂措施，鼓勵相關企業積極回饋社會，促進社會穩定，以利持續發展。另一方面，鼓勵年輕人積極向上，學習上一輩迎難而上精神，同時提供適切支持，令年輕人的安居夢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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