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以為，在內地學習、工作、常居的香港青年群體就是一個應當優先考慮的群體。首先，他們是有意願扎根大灣區的先行者，也是堅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先鋒隊。離開他們，許多兩地的合作交流項目就難以落地。其次，從現實看，他們在香港青年中並非多數，其總量決定了不會對內地防疫造成過大壓力；再者，這個群體在內地具有就讀、工作、常居等實際聯繫，其身份可以通過內地有關單位確定，不會帶來操作層面的“認證難”或冒名頂替等政策漏洞問題。從更深的層面講，這一群體是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難得的“火種”，他們曾在國家政策的感召下滿懷希望地到大灣區甚至內地各個城市求學、就業甚至創業，而如今卻落得“有學不能上、有工不能返、有家不能回”的境地，這不僅會打擊這一群體自身的積極性，也會給當前本就不太樂觀的香港青年取態帶來長遠的負面效應。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為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實現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大灣區建設的政策初心，主動為這一群體設立通關特別通道，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在具體安排上，深圳市已經為長者、孕產婦、滯留香港留學生、長期患病者、家屬病重者等特殊人群，特別增設了500個“人文通關”名額。我們相信，深圳方面在通關防疫上已有一套成熟的作業流程，新的青年通道完全可以參照“人文關懷”通道的模式來進行運作。
總而言之，危與機總是同生並存、相互轉化的。疫情確實是國家治理能力的大考，給大灣區發展等各領域戰略都帶來了很多變數和挑戰，但統籌兼顧了、解決問題了，國家的治理能力就進步了。我們非常理解克服疫情防控困難、開大一些通關的口子確實不易，但雪中送炭遠比錦上添花更令人刻骨銘心，也更能夠贏得真心，逆境下制定的政策將更具導向性和感召力，能夠讓香港青年真正看到，無論什麼時候，祖國都會選擇那些選擇了祖國的人。我們認為，在守好底線的基礎上促進發展、爭取人心，從而做到化危為機，這就是設立香港青年融入大灣區特別通道所具有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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