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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助理教授吳維旭(線上會議截圖) |
中評社香港10月5日電(中評社報導組)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助理教授吳維旭日前參加以“對台方略與兩制方案的青年求索”為主題的第十二屆中評智庫青年論壇時表示,大陸堅持和平統一方針應建立在中國增進人類發展文明史觀的更大格局上,具有前所未有的胸襟和自信,他認為,在探索台灣方案時,要根據當下的發展狀況和未來趨勢,增加和豐富“兩制”的內涵,處理好“兩制”並存與經濟、社會融合的辯證關係,為統一後的長遠發展奠定穩定的制度基礎。
談及兩岸統一所面臨的基本問題與矛盾,吳維旭列出了五點:一是統派力量在台灣內部逐漸式微;二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統一大趨勢與台灣主流社會或民眾拒統之間的重要矛盾持續存在;三是在島內體制性的兩大黨政治生態下,民進黨在台灣行政、立法、地方基層、社會組織、意識形態領域均有不可忽視的“基本盤”與影響力,對未來和平統一進程可造成“敗事有餘”的負面影響;四是台灣經濟對大陸雖已初步形成結構性依賴,但尚未到“完全依賴”的程度,台灣經濟有一定的自持力;五是美國是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大外部障礙,美國對華遏制具有長期性,其為台灣游離於祖國之外提供政治安全保護。
吳維旭表示,“一國兩制”是主權和治權的高度有機結合:“一國”指的是國家主權的不可分割性和中華民族的統一性;“兩制”強調的是高度自治權。他指出,大陸已有表態或承諾的內涵實質上是賦予了台灣一種“政治自治”,對於這種政治自治的給予,是否有必要繼續堅持?這是一個當下眾說紛紜的問題,也是一個探索台灣方案時必須要予以理清的問題,因為涉及到“和平統一”的邏輯問題,即提出和平統一是基於實力的權宜之計?還是基於一種國家長遠發展的價值觀?對此,吳維旭分析,如果是權宜之計,隨著實力的此消彼長,收回或改變已有承諾是符合邏輯的。但將和平統一視為權宜之計,難免使大陸方面追求和平統一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從而增大和平統一的難度,其結果很可能是事與願違,最終難免重演我們所不願意看到的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歷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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