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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任天豪 |
中評社三亞4月17日電（記者 楊犇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任天豪日前在三亞出席由全國台灣研究會舉辦的第七屆青年學者論壇時表示，在“去權威主義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年，對“中國”的認識是模糊的，他們‘排斥中國’的意識只是出於生活上的習慣與思考上的惰性而來，並非真與“中國”具有深仇大恨。正因如此，大陸當局實應透過形象的塑造與真切的善意友好，化解台灣青年對“中國”的空泛認識。
任天豪說，台灣青年對時局的敏感與積極行動，主要是在1970年代以後方才開始明顯。一旦展開，便真能對台灣的局勢造成影響，青年力量不可小覷。這或即政協主席俞正聲認為“為台灣青少年多做工作”的理由。
但任天豪並不認為能夠抓住網絡，便抓住了青年。他舉例說，面對敗選局勢的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力圖爭取青年方面的支持，但其改革方式很快便面臨挑戰，臉書成立不到二十四小時，即遭網友檢舉，可見“國民黨似乎還沒發現，網絡科技不是主因，權力結構才是核心問題，而改革絕非一朝一夕，網絡也不會是救黨的萬靈丹”。 台灣的新聞評論者可以清楚看出國民黨“改革”的盲點，國民黨本身卻無知覺，因而可知其在改革決策中的群體極化問題，恐非短期內所能消弭者。
任天豪指出，國民黨在九合一大選中的慘敗，給予部分藍、綠勢力之外的人士一定程度的激勵，無論政界抑或學界。但網絡媒介實非真能有效運動青年的實體，充其量只是增進效率的工具，真正能夠促使青年行動的關鍵原因，仍在“議題”。因此九合一的選舉結果，形式上固然顯現藍綠版圖鬆動或公民聲音的展現，仍因真正理由並不在此而難以持久，台灣仍將重回「藍綠對抗」的格局之中；且因青年意識與國民黨高層思維的距離拉遠，日後的選戰將對國民黨益形不利。
任天豪指出，有學者認為太陽花學運甚至可謂“台灣民族國家形成的征兆”，但通過教學之經驗認為，台灣青年學子固對“中國”抱持相對負面的觀感，但其對“中國”一詞的理解實是模糊的，更未必當真提高其對“台獨”的實質支持——就是維持原本的朦朧程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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