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中國看來，二戰後所形成的國際秩序正是防止日本再度軍國主義化的有力約束。失去這一體系的約束，日本就有可能再度進行軍事擴張，危及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因此，在安倍對歷史翻案的問題上，中國秉持一貫且堅定的立場，堅決反對安倍政府的惡劣行為。為此，中國將安倍政府在歷史問題上改變立場作為中日首腦會談的前提之一，中國還與俄羅斯一道共同維護二戰後所形成的國際秩序。
儘管體系能夠對系統結構、行為者產生約束作用，但行為者力量對比的變化，又將引起系統結構的變化。二戰結束後，亞太的行為者力量對比發生顯著變化。一方面，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發展迅速。其豐厚的物質基礎為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以及外交全球化提供了現實可能。中國當前的經濟總量、軍事力量以及外交影響等都大為增強。
另一方面，作為美國在戰後扶持的重點對象，日本的國力卻出現緩慢踏步的幾乎停滯狀態。日本對中國的制衡作用明顯弱化。作為亞太的長期領導者，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也相對弱化。中美日之間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必然會反映到亞太戰略結構的變化之中。正如美日戰略學家所言，亞太地區的戰略格局正處於失衡狀態之中。
在應對這種失衡格局方面，美國相繼提出“重返亞太戰略”以及“亞太再平衡戰略”。其核心即在於，通過加強美國在亞太的軍事部署、外交聯繫以及扶持盟友，來提升美國及其盟友在亞太戰略格局中的地位，以抑制中國在亞太戰略格局中的急速上升態勢。然而，中國顯然無法接受美日的這種抑制。
總體而言，在面對二戰後所形成的國際秩序以及亞太戰略格局的變遷方面，中國與美日都具有很難調和的矛盾。這種難以消解的矛盾將是制約中國與美日發展戰略互信以及長遠關係的最大障礙。因此，儘管中日關係出現緩和苗頭，但長久的和平共處則仍然缺乏現實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