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峰指出，中國強力且迅速的歷史回歸，使得以美國為中心的東亞安全保障體系和以中國、中國以外的東亞以及美國之間的三角貿易體系，出現前所未有的緊張。一方面在經濟貿易上，中國早已進入和美國以及中國以外的東亞所構成的經貿體系之中。另一方面，在以美國為中心的東亞安全保障體系中，中國則被排除在外。這種系統性的乖離，短期內調整困難，使得眼前的東亞充滿了“暴力的預感”。
陳永峰認為，戰後日本，無從自立，在憲政、外交、國防等“大政治”上都只能追隨美國，固守美日安保體制。雖然身處“遠東”，卻永遠難脫“遠西”。因此，強化中國的“敵國性”便成了日本最務實的歷史選擇。隨著中國急速的歷史回歸，這種傾向更為顯著。“中國威脅論”的無限強調，毫無疑問是戰後日本無從脫美自立的最大病灶，安倍政權不斷高喊“找回強大的日本”的同時，卻又非得強調“日美同盟”無可取代的根本原因。
京都大學教授高阪正堯曾指出日本外交的基本原則，無論與美國多麼親密，也絕對不可以和中國吵架。陳永峰表示，這一原則立基於地理學上的地緣關係與國際政治學上的權力關係，簡單清楚地描繪出戰後日美中三國“權力均衡”的根本藍圖。雖然歷經近半世紀，至今依然有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