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法律衝突方面，蔣姮指出，沿線不少國家在勞工、土地、融資、財政、產業政策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不健全、不連續，執法更是隨意性大，互相衝突。
此外，沿線國家受未來國內局勢的變化存在較大不確定性，迫於執政壓力有時輕易調整經濟政策對外國投資者進行利潤盤剝。例如，通過行政或法律手段，進行外匯管制或限制外國投資者的合法收益轉出；或者採取價格控制、稅收歧視等措施來保護國內企業的利益。
五、“三股勢力”方面，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一路一帶”國家處於東西方多個文明交匯的地區，有不少政教合一國家，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的矛盾與衝突、不同民族與種族的矛盾與衝突，呈現易突發、多樣性、複雜化、長期化的特點，某一特定事件的爆發可能對周邊國家乃至多個國家產生較強的國家風險外溢效應。
極端宗教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和民族分裂勢力已成為影響絲綢之路經濟帶沿途各國順利實現“五通”的一大“毒瘤”。
如何應對這些衝突，蔣姮認為，企業層面應對衝突，應認識到衝突的敏感性，將企業社會責任落到實處、切實惠及民生，還要有一定的透明度、合規度。此外，還需借鑒國際經驗，運用衝突風險管理工具。
而政府層面，要進行海外投資保護與保險，對高衝突國家的國別進行研究，進行資源整合，做到外交政策與援外政策的與時俱進。同時，進行海外投資產業規劃與引導，並進行國際合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