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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浩（音）和他的妻子在租住的地下室裡 |
中評社香港9月21日電／我鑽進了北京一處毛澤東時代的地下防空洞。這處防空洞被改造成了一間間狹小的宿舍，沒有窗戶，幾乎沒有新鮮空氣。我的兩位向導似乎有點焦慮，他們正在緊張交談，聲音很小。
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9月14日載文《北京“鼠族”：住得起的房子是毛時代的防空洞》，文章說，美國奧爾巴尼大學的學者黃幼琴(音)曾撰文指出：“北京市東城區或西城區一間普通的60平方米一居室月租金為2700元至4500元人民幣，相比之下，同地段的一間8平方米的地下室每月只需要約400元到800元。”
尋找北京“鼠族”并非我的初衷。我研究的是城市問題，在澳大利亞西悉尼大學文化與社會研究所工作。2014年，我前往新加坡、香港和中國內地采訪外國房地產投資者和房產中介，研究中國在澳大利亞房地產業的投資情況。
我最初就是從黃幼琴那裡聽到了“鼠族”的故事。她告訴我，如果想了解“鼠族”，如果想了解房東阻撓我和租客交談的原因，我就必須了解中國的城市變遷史。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全國大約九成人口居住在農村。過去35年來，中國新建了數百座城市，千百萬人遷移到城裡找工作。我所感興趣的是全球城市在住房方面體現出的貧富關系。從巨富到赤貧，研究住房領域的經濟極端案例使我注意到該領域一個常常被忽視的歷史層面。於是，我找到了“鼠族”。
到北京以後，我發現這種從農村到城市的遷移規模大得令人無所適從。黃幼琴說：“農民工是農村戶口，即使他們在城裡生活和工作，也沒有資格享受很多福利，比如補貼性住房。他們只能找那些非正規的住處，地下室就是其中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