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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周融 |
田飛龍對於傳統上作爲經濟城市的香港所表現出的政治熱情感到“吃驚”，但他認為，中國歷史上也曾見證過以推動重大轉型為目的的廣場運動，然而真正推動轉型還是要靠實質力量博弈和複雜的革命。田飛龍亦談及香港政改中的“國家安全”因素，他認為，中央依靠行政關係調控兩地關係，因此需要特首百分之百可靠；若特首一旦失控，會造成致命影響，因此，白皮書（《‘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觸及司法的表達，是中央的反思。
李環認為，香港的政治形勢與其社會土壤有關。她指出，許多從內地移民香港的居民都曾受內地政治事件波及和影響，社會因而亦形成了“恐共”土壤，不利於人心回歸。李環還表示，以前內地與香港井水不犯河水，如今說明先有“一國”再有“兩制”，反映中央在具體執行上的轉變，“讓香港以前似是而非的認知變得清晰”。
張建將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歸納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7-2003年的“不干涉”，第二階段是2003-2012年的“不干涉，有所為”，第三階段是2012年十八大報告之後至白皮書發表，第四個階段則要看未來。 張建亦提及白皮書中引起港人爭議的“全面管治權”說法，他指出，“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中央給香港功能性或者結構性的放權和授權，而非分權或者釋權。而權力分配要視乎形勢變化，譬如內地財稅改革，中央就收回了地方權力，重新分配。”
香港政黨一般被劃分成建制、泛民兩大陣營，但周帆認為，不應以二元結構劃分香港的政黨，“不同議題之下政黨的組合亦會有所不同，只能說針對中央政府和特區的基本議題上，可將政黨劃分成兩個陣營。”周帆還指出，民主比較有利於擴大人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也可以減少生活的壓抑，所以，雖然民主政體有很多問題，但民眾都不願意回到過去的狀態，而香港政改方案若不獲通過，風險則難以估計。
何文則針對香港管治困境指出，2012年以前，反對派攻擊政府常用的口號是“官商勾結，利益輸送”，但自2012年來，已很少聽到這種說法，然而政府施政依然困難，“反對派的干擾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建制陣營若能儘快加強團結，對政府的施政應該會有幫助。”何文還認為，香港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新政治制度尚未形成，而現行的制度已被厭棄。”
鄭一鄭表示，香港法治精神根基深固，港人亦很理性務實，當前面臨的陣痛期符合香港發展進程，在新“遊戲規則”建立過程中，中央與香港均需要時間去適應和磨合。
包達琳則認為，香港歷史較特殊，中央可調整對港管理心態，更多地去與香港市民進行互動溝通。
（中評論壇報道組成員：鄧冠英、黃博寧、林艷、楊天、廖梓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