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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兆佳任教、從政多年，圖為其在香港中文大學辦公室（中評社 黃蔚攝） |
另一方面，劉兆佳認為，重視法治且偏保守的港人默許或容忍違法行為長達79日，令中央政府驚愕，因此中央政府也要思考港人何以擱置法治。他分析道，“佔中”事件反映了香港社會內部對政治、貧富差距、發展機會不足、人大常委決定、特區政府以及特首的種種不滿，正因如此，港人即使未必在乎佔領者對民主的訴求，也會藉此運動發洩各種不滿，不惜以法治和國際形象為代價，這反映了民怨已經相當嚴重，中央與特區政府要重視解決之法，否則民怨累積，將對特區管治和中央對港政策帶來長遠影響。
劉兆佳指出，香港過去有人基於三點考慮，認為中央會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做出讓步，其一，自覺本港極為重要，任何來自香港的動蕩不安都能讓中央退讓，其二，過分強調了其在兩岸統一之中的重要性，認為中央會擔憂香港不滿情緒強化，會失去對台灣的示範作用，其三，認為中央政府會在大型群眾運動之中讓步，比如2003年大遊行，2010年政改，2012年國教事件，反對派陣營均能實現訴求，尤其是國教事件鼓勵了“佔中”三子與學生，以為可以“依樣畫葫蘆”，不過，中央政府在政改與“佔中”事件的處理上態度相當明確，扭轉了香港過去對中央的看法。
劉兆佳分析道，中央此次不讓步，因其相信香港的保守心態遲早抬頭，約束佔領行動，有慮於此，中央政府一方面不退步，另一方面也不會採取激烈行動對付佔領，而是耐心等待民情轉變作出反制。
劉兆佳據此指出，反對派將來勿再抱著讓中央政府在政治壓力之下低頭的心理，而其激進行動非但得不到中央回應，反而會招來更強硬的反應，在此過程當中也不得民心，反對派要思考是否仍以抗爭到底為主來與中央相處，還要思考是否能在“一國兩制”以及《基本法》之內，承認中央的權力與職能，在此大前提之下尋求與中央增加互信，作為日後爭取民主的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