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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在削切樟樹。（陸傳傑提供） |
陸傳傑表示，樟腦產業沒落後，日本開始發展台灣的製糖產業。日本時代的台灣糖業地圖只有一種形式，就是劃出糖廠的勢力範圍，限定某個區的農民只能把甘蔗賣給該區內糖廠，並把收購價格壓得很低，把農民吃得死死的。糖廠的暴利其實就是源於對農民的掠奪。
他指出，從永遠一成不變的糖廠地圖，可以解釋台灣有句諺語：“天下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反應了製糖株式會社對蔗農的剝削。話說1920年彰化二林一位蔗農將剛採收的甘蔗送到溪洲的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過磅，結果與心中預期的“斤兩”相差甚遠，實在氣不過，便找了當地三位“保正（里長）”主持公道，結果三位“保正”往地磅上一站，結果只磅出80台斤（48公斤）。糖廠如此坑殺蔗農，引發蔗農抗爭，最後爆發了著名的“二林事件”。
陸傳傑說，地圖說明了各糖廠不可侵犯的勢力範圍，農民不能越區銷售甘蔗，價格只能由糖廠制訂，佃農也不能種植甘蔗以外的作物，會社派遣苦力收割甘蔗，工資由佃農負擔，還得使用會社供應的肥料，肥料價格由會社制訂。在“制度”的保障下，當時台灣前五大製糖會社平均獲益率達25%，最高的近四成，這是圖利製糖會社制度與犧牲蔗農利益代價換來的。“天下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是蔗農對制度化的掠奪，最無奈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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