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東表示，正是因為這種難以割舍的“台灣情結”和家世淵源，了解台灣、研究台灣，也就成了我倆畢生共同的志業與僻好——直至晚年而不改。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促使黃志平知難而上。資料缺乏，跑台灣、跑羅故居、跑廣州圖書館、檔案館、走訪鄉間耆老……，千萬百計搜集資料；沒有經費，自掏腰包；不會電腦，花錢請人打印稿件；眼睛看不見了，腰椎疼得受不了了，先後三次住院手術治療，出了院接著再幹！……就這樣，時斷時續，黃志平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幾萬字的初稿終於寫出來了。電子稿發給遠在北京的我，不料我看後卻很不滿意，提了一大堆修改意見。還要不要再繼續寫下去？已經精疲力竭的黃志平猶豫了……
徐博東回憶說，難道就此前功盡棄了嗎？這時已是2015年3月，計劃要在2015年中國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出版《羅福星傳》的夙願就此泡湯了嗎？值此關鍵時刻，我考慮再三，決定暫時放下手頭正在進行的家史寫作，接手羅傳的修改工作。不料世事難料，人生無常，4月中旬，正當修改羅傳接近尾聲時，我卻突患心肌梗塞急診住進了醫院，安裝了兩個心臟支架。鑒於時間緊迫，未等病體康復，我便重新上路，著手羅傳的修改。不料出院僅十來天，又因術後服用抗凝藥阿司匹林引起消化道大出血，再次急診住院……
《羅福星傳》的寫作真可謂一波三折，其間的甜酸苦辣實不足向外人道！然而俗話說得好：功夫不負有心人，有耕耘就會有收獲，如今《羅福星傳》終於出版問世，而且有今天如此隆重的“首發式”，我們倍感欣慰和激動。
《羅福星傳》的寫作難度還在於：一是史料缺乏；二是已有的史料真偽難辨。其主要原因，誠如台灣學者王曉波所說：“一方面由於他殉難後，日本統治台灣又繼續了三十一年之久，有關事跡多已湮滅。二方面，他十八歲來台，二十二歲又離台，從一九○八年到一九一二年，在大陸及南洋各地的活動資料，現已搜集不易。再者，當年與其交往之革命先進，在台灣光復之前多已作古。日本當局所編列之數據，又多歪曲之詞，且無其它數據得以校正。”因此，羅傳的寫作讓我們整整花了四年半的時間，除了生病住院等耽擱的時間之外，史料問題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正因為史料缺乏，真偽難辨，所以，大陸和台灣一直都沒能出版過一部真正有學術價值的《羅福星傳》。今天擺在各位面前的《羅福星傳》，也只能算得上是“拋磚引玉”之作，實在不敢說有多大學術價值。儘管如此，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羅福星傳》中所記載的台灣人民極為悲壯的抗日事跡，足以駁斥李登輝之流所謂“台灣人歡迎日本統治”、“台灣人沒有抗日”的無恥讕言！
徐博東最後表示，蕉嶺縣“抗日三英傑”——丘逢甲、羅福星、謝晉元，永垂不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