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黨的最高領導體制有主席制與總書記制。楊光斌觀察指出，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政治中心。80年代中國是總書記制，十八大以來，通過領導小組和習總書記個人強悍的風格，目前最高領導體制可概括為“事實性主席制”。
第三，經濟改革從“再分權”開始。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建立政府權力負面清單制度； “資格資質”改革——地方政府或職能部門的“荒唐之手”。楊光斌提出，分權之後傳統政府職能誰來承接？很多時候，改革也會引起新的麻煩。
第四，司法體制與行政執法體制層面，要走“法治中國”之路。楊光斌指出，不受約束的權力最終會毒害掌握這種權力的人。凡是法律，都具有國家性，執法應該集權而非分權。行政執法體制也急需集權化而非地方化。
第五，意識形態上傳統文化底蘊和紅色文化色彩將更加濃厚。楊光斌指出，國家權力包括軍事權力、經濟權力、意識形態權力和政治權力，意識形態權力是國家權力的基礎。他認為中國發展的最大挑戰在於某些中國精英階級認為中國做錯了，而實際並非如此。“歷史上按照主流理論去發展自己國家的成功者寥寥無幾。”大多數人的民生需求就是政治，楊光斌強調。
對於中國百年來沒有形成自己話語的社會科學體系，楊光斌認為，我們目前的做法是以政治權力對衝外來的話語權，但根本出路是要形成中國自主性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楊光斌判斷，2025年能夠基本形成我們的話語權，這將是中國思想的新轉型世代。
楊光斌將未來中國政治走向總結為“公正價值導向下的混合至上治理”。公正已經成為基本道德底線，社會主義和諧價值觀實際就體現在公正上，公正是自由、民主的合體。而大國治理為什麼是混合至上？楊光斌指出，左右之爭與中國現實相去甚遠，而讓所有人都滿意的公共政策幾乎不存在，最終也有可能失敗。同時，我們也要記取極端意識形態最終都會崩盤的的歷史教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