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部看，針對我國經濟深度調整的客觀形勢，去年底以來，我國在適度提升總需求的同時，大力推進結構性。G20結構性改革政策優先度提升，有望在中國國內改革發展與全球創新增長方式之間形成積極互動關係。
從外部看，不同的國家關於結構性改革的議題或關鍵領域都不相同，但大家會通過G20峰尋找最大公約數，就是通過促進貿易投資機制進一步自由化，讓勞動力市場更加靈活，讓收入分配基本合理。
那麼，這樣的“中國藥方”在杭州峰會結束後，是不是能夠立刻在國內和國際上發揮效力？盧鋒否定了這一想法。G20峰會並不是一個條約，它只是提供一個平台，給各國互相討論和評估， G20無法通過一紙協議馬上就產生實質性改變。
盧鋒表示，結構性改革是一個大題目，其改革困難相當大。他以中國改革開放為例，認為某種意義上，這就是最大、最成功的結構性改革。中國改革開放改變了制度，激活生產力。但其實，中國的改革還未完成，許多問題是知易行難。如何讓市場機制發揮更好的作用，使得供給側因素得到更加有效的發揮，是我們現在正努力的地方。
因此，結構性改革的具體議程一定要結合具體國家的具體發展階段來具體採取措施。“我們看到，中國改革最重要的特點是先改容易的後改難的”。
“當然，怎樣把結構性改革真正做到富有成效，還需要非常艱苦的努力。但這會作為一種引領潮流的變化而有意義，其長遠影響將隨著時間流逝更大程度顯現出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