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距離去年的世界和平論壇已經整一年時間，從國際安全局勢的演進看，能否請您簡要總結過去年的特殊之處，並展望接下來一年的走勢？
閻學通：2018年大家在討論不確定性，都認為特朗普給國際社會帶來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強。2019年的情況是，大家習慣於不確定性，並認為要在不確定性的前提下制定外交政策。這一年中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的國家不那麼遵守已經做出的外交承諾，不再那麼嚴格遵守自己跟其它國家簽訂的協定，違約的現象明顯增加。比如前兩天日本停止對韓國三星供貨，這是公司之間簽訂的協議，就是因為5G競爭，政府出面違反協議，這已經說明了趨勢——未來向對手搞經濟制裁的現象會越來越多。所以如果說2018年，大家還在批評美國單邊主義，今年已經變成仍然批評單邊主義，但是實際上開始採取單邊主義政策的國家越來越多，就像譴責作弊的人很多，然後發現作弊的人也越來越多；譴責腐敗的人也很多，然後發現搞腐敗的人也越來越多。去年跟今年的區別就在於此。
中評社：美國帶頭搞單邊主義，其它國家跟隨，這會否引起“亂象”，您如何看待之後的趨勢？
閻學通：整個趨勢就是大家越來越不嚴格遵守國家規範，秩序的混亂程度呈上升趨勢，所以這次世界和平論壇主要討論的就是這個現實，和面對這一現實怎麼辦。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全世界沒有任何力量，甚至全世界團結起來都抑制不住美國的單邊主義。比如朝核問題，過去多邊會談很多年沒有取得成果，但自從改為雙邊會談，反而取得了進展，所以說多邊主義是一個弱化趨勢，單邊主義是一個上升趨勢。
中評社：您剛剛提到現在缺少是一種領導力量來緩解秩序亂象。您之前出版的新書《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是否提出一些解決方法？
閻學通：這本書某種程度上挑戰了傳統的制度決定論。過去認為制度是決定性的，這本書是說如果制度是決定性的，那麼在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形勢應該不會發生變化，但我們發現，在制度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實力增長一會兒快，一會兒慢，甚至有時候一會兒上升一會兒下降。典型的例子是，很多人認為美國制度完善，但特朗普上台後美國變了，美國制度沒變，但美國國際領導力下降了，原因是什麼呢。
所以這本書挑戰了制度決定論，提出了政治領導決定論，就是國家的強大與否是政府政治領導力強弱的結果，國際秩序的穩定與否是國際領導的類型決定的：如果國際領導提供道義型領導，全球秩序就穩定；如果它提供強權型領導，這國際秩序就不穩定。現在因為美國領導性質變化了，不是原先那個提供穩定國際秩序的自由主義領導類型，領導變了，所以國際秩序也就跟著變了。
中評社：這本書和您的上一本著作《世界權力的轉移》都是以“道義現實主義”為核心理論來寫作的，相比較來說，這本書有哪些新的觀點和思想？
閻學通：這本書實際上是在《世界權力的轉移》基礎上做了改進。第一，對道德的層次做了劃分，包括對個人道德、國家道德和世界道德的區分，不同的層次道德標準不同，責任也不同。比如，作為個人需要對家庭負責，而不是對別人的孩子負責，但對自己家的不負責；一個國家的領導是對本國老百姓負責，而不是對別國老百姓負責；對世界領導人，如果是聯合國秘書長就得為全世界負責，而不能因為他是哪國人，他就只為該國利益服務。所以不同層次的政治單位決定了道德標準不同。我在這本書裡做了這個區分，解決了從領導來講，我們怎麼來判斷政府領導是一個有道德的領導還是一個沒道德的領導。
第二，更加明確地對國家層次的領導和國際體系層次的領導不一致的原因做了解釋。這是兩個不一樣的體系，一個是自上而下的權力體系，一個是無政府的權力體系，不同體系的領導類型不同。在這裡，在國際層次領導類型中我還增加了一個昏庸型，使類型劃分更細致，同時明確了劃分標準類別的原則。更加突出的一點就是，統一了大國領導和體系變化之間的關係，只有大國的領導才能在體系、國家、個人三個分析層次上同時發揮作用，解決了三個分析層次的理論統一和貫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