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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7日，在北京和東京兩地，中、日兩國智庫聯合舉辦了一場線上線下結合的、以“疫情下國際形勢與中日關係”為主題的論壇（中評社圖片） |
宮本雄二回顧了1991年日本時任首相海部俊樹提出“世界中的中日關係”的過程並指出，2010年秋之後，中日關係急轉直下，國際秩序的變遷成為兩國關係惡化的重要背景。一方面，國際社會結構變化，主導戰後國際秩序的美歐出現“領導疲勞”的情況和認為現有國際秩序對自己不利。另一方面，中國的快速發展和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不斷崛起，對國際權力結構產生“衝擊”。尤其是中國的快速發展讓美國感到主導的國際秩序受到動搖，進而全力遏制中國，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疫情的發展進一步推動變局向更深刻的方向發展。在這種背景下，日中應該思考“世界中的日中關係”的意義及內涵，尤其在當前美中陷入嚴重對立的背景下，日中之間的經濟合作不僅是為了日中兩國，更是地區與世界經濟所需要的。
楊伯江認為，與發達國家和歐美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亞洲國家防控疫情及重振經濟的表現讓人印象更加深刻，部分發展中國家可能率先擺脫疫情。同時，全球化面臨“再平衡”或“掛鈎”的重構；世界更加無序，不確定性增加。疫情加劇了中美之間的分歧和競爭，但這不僅僅是中美關係的問題。中日之間存在矛盾和分歧，也更擁有共同利益和面臨共同挑戰。未來美國的對華政策回不到過去，同樣，美國的同盟政策也回不到“特朗普以前”。中日關係應當盡量穩定，為世界增加一些確定的因素。兩國應該一起努力構建疫情後的世界秩序；加強雙多邊各領域務實合作；切實處理好中日之間的敏感問題；從歷史、文明的高度認識中日關係、認識亞洲的崛起。
丸川知雄重點分析了目前國際上的出口管制問題，指出特朗普政府不滿足於中美貿易戰，進而根據根據出口管理規則，加強了對華為公司的限制。他談到，日中經貿合作中，日本對華出口的高科技產品往往受到美國的干擾及阻礙。實際上，美國限制對華為的出口是存在問題的：一是強調的戰略性技術和產品界限模糊；二是，美國沒限制向華為出售4G以下手機和平板電腦的芯片，是否意味著美國認為是中國的5G手機和基站構成了威脅？第三，美國為什麼不限制向其他中國科技公司出口芯片，也不限制蘋果5G手機在中國銷售？他認為，美國對華為的限制是以國家安全為借口的變相產業政策，而這樣的產業政策必將失敗。國際社會應當在軍用和民用技術領域達成協議，不讓全球在軍工方面的脫鈎影響民用品上的國際分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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