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劉江永認為，很顯然，菅義偉內閣在台海和釣魚島問題上不僅繼承了當年佐藤榮作的立場，也貫徹了安倍晉三內閣的既定政策，在具體步驟上也沿用了安倍的套路。在這方面，拜登執政以來，包括日美“2＋2”會議以及日美首腦聯合聲明，都是日本在“帶節奏”，拿方案讓美國認可。這必然導致中日關係嚴重倒退、受損，有可能持續惡化。所以，我認為，現在的釣魚島問題已不再像1972年時是一個可以“擱置”的局部問題。當年，中日兩國領導人就這個問題做出了一個正確的選擇，就是把它先放一放，以兩國關係大局為重，但現在的實際情況已和過去完全不同了。
在他來看，其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日方不再承認中日之間有需要解決的領土問題存在；第二，日方也不承認中日之間曾經達成過擱置爭議的共識；第三，從2014年奧巴馬政府開始，日本連續向三屆美國總統帶節奏，敦促美國高層表態釣魚島適用安保條約第5條。第四，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斷挑釁適得其反，中方則後發制人，保持對釣魚島領海的常態化巡航。2008年日本的海保船撞翻了台灣省漁船後，中國政府表示抗議，迫使日方向台灣船主道歉。隨後，當時的中國海監船在釣魚島領海進行了首次巡航。在這個背景下，日本自知在釣魚島領土主權歸屬問題上不佔理也不佔勢，於是希望美國能夠替他撐腰，應對中國，並將釣魚島作為一個戰略支點，撬開中美關係，形成美日聯合對華的戰略格局。面對中國海警船在釣魚島領海執法巡航及今年2月出台的《海警法》，日方危機感加深。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當局進一步利用釣魚島問題製造國內民族情緒，渲染“中國威脅論”，借以推動日本國民支持修憲。
劉江永指出，安倍的國家戰略主要包括對內修憲；對外打造美日澳印四國聯盟。實際上，釣魚島問題已成為目前日本推進國家戰略中的一個棋子或最重要的抓手。當然，不同的日本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安倍在第一任期之前便提出了針對中國建立美、日、澳、印四國聯盟。這是因為，他認為中國強大之後，日美同盟不足以抑制中國，必須加強跟印度和澳大利亞的關係。日本的這種印太戰略已運作多年，2017年促使特朗普政府制定了美國的印太戰略，同中國全面對抗，這次又促使拜登聯合聲明中強調“塑造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的日美同盟”。安倍的這些路線和政策包括他的歷史觀、戰爭觀，都繼承其外祖父岸信介。二戰後，岸信介曾任東條英機內閣工商大臣，被定為甲級戰犯嫌疑犯，後因親美反共而被美國扶植上台，成為戰後日本政治右傾化的鼻祖，積極主張修改戰後憲法。因當年出席東京審判的印度法官帕爾曾為日本戰犯翻案，所以岸信介高度重視同印度發展關係。安倍也不例外，其國家戰略就是基於這樣一種政治底色。
劉江永表示，釣魚島列島是中國固有領土及台灣附屬島嶼，本無爭議，但日方有不同看法，因此產生了中日圍繞釣魚島主權歸屬認知的爭議。實際上，釣魚島從來不是琉球的一部分，琉球群島（如今的沖繩縣）也不是日本的固有領土。這是琉球學界的基本共識，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認。既然中日雙方對釣魚島歸屬認知不同，那麼兩國可以就此進行理性對話、交流和溝通。但日本當局自知釣魚島歷史上不是他們的，所以回避1895年竊佔釣魚島之前中國擁有這些島嶼的歷史史實，封殺這方面正確知識的傳播，竭力在釣魚島的歸屬問題上進行單方面“洗腦”式的宣傳和虛假信息的灌輸，包括修改教科書及建立固定的展館等。實際上，日方拿不出一件可以在國際法上站得住的證據證明釣魚島列島屬於日本。日本從1895年到1945年通過馬關條約殖民統治台灣，這期間日本民間人士在島上的殖民開拓行為根本不足為據。戰後伴隨《馬關條約》作廢，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須把台灣及其附屬島嶼等所有從中國竊佔得領土歸還給中國。日方所謂根據日美《舊金山和約》第三條，釣魚島屬於日本同意美國托管等的西南諸島範圍，但實際上所謂“西南諸島”只注明琉球群島及大東島等，根本就沒有釣魚島或日方所說的“尖閣諸島”。所以，日本無論從歷史、法理還是從現狀，都沒有任何根據佔有釣魚島列島。就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的客觀情況看，涉及中日政治、安全關係最關鍵的問題之一是，釣魚島究竟是屬於誰的，需要不斷澄清爭議。我認為，在日本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將有助於中日關係的根本改善，以及日本民眾對華感情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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