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中國正站在“兩個一百年”的交匯點,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征程即將開啟。與此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發後,中國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深刻變化。您怎麼看待去年以來中國的公共外交工作,有哪些難點和亮點?
韓方明:難點在於國際形勢日臻複雜,政治對峙的力度經常超越利益合作的界限,傳統國際合作與競爭的規則被人為打破,政治化過度發酵,新的國際合作與競爭的準則尚在磨合之中,再加上疫情的現實影響和外國政治操弄,公共外交的線下開展幾乎停滯,很多明明通過開展活動就可以廓清誤解的領域被迫懸隔,這讓現實中與老朋友的交往、新朋友的結識力有未逮。亮點在於中國對疫情防控的相對成功和經濟的率先復甦,為我們開展公共外交工作帶來了底氣,也給世界帶來新的思考:中國的有關方案是否更有價值?這種思考為我們開展公共外交活動帶來了新的拓展機遇和傳播方向。世界本來就是多元的,頤指氣使地認為只有自己的才是對的,這樣的傲慢與偏見正逐漸被世界所認清,霸權主義、欺淩主義的市場越來越窄。
中評社:美國政府換屆後,中美關係迎來了新的階段。您如何看待拜登政府下中美關係的現狀與未來?
韓方明:中美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但合作的道路不應當因為競爭就越來越窄。競爭也應當是一種“合適競爭”,不能搞“超度競爭”。中美之間應當學會妥協,不宜被民粹主義所綁架,應多傾聽對方的聲音,消解不必要的對抗,逐漸恢復到正常交流的大國間關係範疇。不管是否承認,我們已經身處“修昔底德陷阱”的半中間,是跳出去還是繼續往下跳,取決於大家願不願意真誠的、虛心的、坦率的交換意見,調整政策。中美關係還遠未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我們依然期望通過開展有效的公共外交活動,讓美國人民認知到中國邏輯的自洽性、合理性,進而推動雙方關係柳暗花明。
中評社:我們注意到,近年來察哈爾學會在中美關係領域做了不少工作。您認為在目前的中美關係中,公共外交可以如何發揮作用?
韓方明:幫助美國人民更清晰、更準確的了解中國文明,理解中國邏輯,修正中國形象。察哈爾學會近年來多次與美國智庫開展交流,一些誤解被廓清,一些原則被理解,一些要求被接納。我們相信,只有開展更多溝通工作,互相妥協,公共外交可以為建立新的兩國友好關係做出特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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