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我們注意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日前受訪時透露想訪問台灣，到李登輝墓前吊唁。安倍這樣的舉動釋放出哪些信息？他此訪成行的可能性有多大？
劉江永：他釋放這種信息不是第一次了。就家族史而言，安倍家族是同台灣有幾十年交往的自民黨內的“台灣幫”。自岸信介時代起，安倍晉三和岸信夫從小便和台灣有各種各樣的聯繫。安倍晉三認為，李登輝是世界上最愛日本的政治領袖。李登輝任內曾搞“兩國論”，卸任後訪日時曾參拜靖國神社，還發表釣魚島“屬於日本”的謬論，正是安倍對華戰略目標的代言人。這在台灣島內曾引起不少人的反感。安倍也曾拜訪過李登輝，可以說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李登輝過世後，安倍因擔任首相而難以赴台，但拜托其政治靠山、前首相森喜朗兩次赴台憑吊並帶去安倍的致辭視頻。
日本自民黨內的“台灣幫”通過所謂“議員外交 ”“政黨外交”，與台灣當局進行“安全對話”，其中包括共商如何聯手抑制中國大陸，並不斷彰顯台灣是一個所謂的“主權獨立國家”。菅義偉內閣的所謂“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絕非認同兩岸和平統一，實質上不排除助台“和平獨立”的選項。這是中國政府和全體人民堅決反對的，也注定是徒勞的。
近年來，安倍晉三與蔡英文一致通過各種方式互秀關愛，渲染日台的親切感，同時製造對中國大陸的厭惡感，不斷利用日本國內輿論給民眾洗腦，意在形成對華“民意牌”。菅義偉內閣積極支持台灣加入世衛大會；麻生在日本國會稱台灣是世界上防疫最好的“國家”。日本一方面攻擊中國大陸搞“口罩外交”“疫苗外交”，另一方面又在安倍提議下向台灣贈疫苗，送秋波，充斥著政治利用的意味。日本媒體也受日本政府的影響，為蔡英文提供正式採訪等宣傳機會。例如，日本暢銷月刊《文藝春秋》今年9月便刊登了船橋洋一採訪所謂“台灣蔡英文總統”的長篇報道，不僅一口一個“總統”，稱台灣時防疫“模範國”，而且竭力攻擊中國政府，宣揚堅決拒絕“一國兩制”，表示台灣可在“自由開放的印太”發揮重要的關鍵角色作用。
前不久，日本國會的“台灣幫”還舉行了一場視訊會議，日美國會議員與台灣民進黨要員討論台海安全問題。安倍晉三出席會議並做主旨發言。會場上與美日兩國國旗並列高懸青天白日旗，明顯在搞“兩個中國”。所以今後安倍赴台吊唁李登輝是完全有可能的。蔡英文當局也會邀請安倍訪台。時機有可能選在日本疫情緩解後或明年李登輝過世兩周年時找個機會去台灣，雙方當面討論台海安全及涉港話題等。不過，安倍之流的做法難以得逞，他們手中向中方打的牌也會越來越少。
中評社：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中美關係的變化對日本的對台政策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劉江永：中美關係現在確實正處在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總體來講，美國和日本不完全一樣，中美關係與中日關係也不完全一樣，中美日三國關係正發生一些變化。
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日實力對比發生戰後以來又一次重大變化。10年來，美國綜合國力相對衰落，中國成為有可能取代美國的全球地位的唯一大國，美國必然視中國為頭號競爭對手。日本大多認為中美戰略矛盾將長期存在，一部分人認為日本應防止中美對立加劇而引發軍備競賽，但安倍及菅義偉內閣則積極利用中美矛盾，在釣魚島問題上主動爭取美國協防日本並介入南海。
拜登執政後，他們擔心美中接近，希望拜登政府繼續貫徹特朗普政府的對華強硬立場。日本並非簡單追隨或為討好美國而推行對華強硬政策。面對趨於衰落的美國和日益壯大的中國，日本開始向歐洲推銷“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構想。去年安倍內閣便安排了今年5月以來日本同法、英、德等國軍艦在東海、南海，與美日印澳等國分別進行聯合軍演，重點是今年8月至9月英國伊麗莎白號航母艦隊在東海和日美進行海空聯合訓練，向中國秀肌肉。
拜登執政後，中美戰略競爭可能持續存在，但競爭不一定是對抗，更非衝突。競爭中的同樣可以有合作。美日兩國內都有懂事理的有識之士，主張客觀認識中國，積極對話合作。中國不是蘇聯，更不是歷史上的德國。中國作為過去曾經是受過殖民統治的東方古國，有自己的文化道德和價值體系，其中之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中國作為飽受殖民統治的國家，實現民族獨立和建立新中國之後，沒有用報復手段對付任何一個曾經欺負過中國的國家，而是採取獨立自主的和平共處外交。中國不會將本國的社會制度、國家模式和政治意志強加於人。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中國放棄了要求日本進行戰爭賠償；善良的中國百姓收養了許多日本的戰爭遺留孤兒，把他們撫養成人後又送回故鄉；為使子孫後代不再發生戰爭，我們提出中日世代友好，日本友人也發誓世不再戰。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而提出“一國兩制”。
當然，這絕不意味著中國是軟弱可欺的。即便在新中國誕生之初百廢待興，但面對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的美國，中國人民志願軍照樣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在21世紀的今天，任何外部勢力妄圖軍事介入台海，支持“台獨”，都將作為不義之戰嘗到更大苦果。
今年是中國通過“乒乓外交”打開中美關係50周年。日本友人也為此做出過貢獻。在新的歷史關頭，我們要從戰略全局和長遠角度來判斷和處理一些具體問題。中美兩國求同存異，加強對話合作至關重要。在台灣問題上，各方保持理性、合理的選擇，不僅將有利於中美關係的轉圜，也將有利於台海和平和中日關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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