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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劉曉麗（中評社 臧涵攝） |
“總的來說，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詩社以漢詩、漢文為文化依托，重新建立自己的共同體想象，在大陸、台灣的新文學連帶之外，開掘出了另一條文化上的歸依之路。但日據後期台灣詩社出現了媚俗化的趨勢，在此背景下，林獻堂的復興櫟社之舉具有多重意義：就小處言，這是櫟社青黃不接之際在組織層面的擴展和詩社精神的接續；就大處言，則是在台灣詩社受殖民擠壓而趨於衰微的情形下發起的文化抵抗行動。”張重崗說，從長程的眼光看，林獻堂承接的是梁啟超所開啟的詩學與政治互濟的智識型態，並通過自己的詩學實踐對1940年前後台灣的文化困境作出了回應。
開南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尹子玉則從台灣日據時代的民族運動鬥士葉榮鐘的作品中分析了他的民族意識與祖國情懷。
“葉榮鐘他懷抱熱情，在政府監控之下，堅毅的揮鐵筆、持硬論，勤於著述，更勇於批判政治、批判社會，為台灣的民族運動留下足跡，亦留下日本欺壓台灣人的罪狀。其巨作《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啟發無數知識青年，深深影響1970年代之後的台灣社會，是了解台灣歷史的必讀書目。”尹子玉說，葉榮鐘在日據時代創作的漢詩，篇篇都是維繫中華文化的抗日作品，保留了當時知識階層的生活情態，以及心靈深處對日本的抗拒和對祖國的期待。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劉曉麗表示，甲午戰爭之後，清廷割讓中國的彭湖列島和台灣給日本，由此日本開始了在台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在台灣設置總督府，直接歸日本的“拓務省”管轄，將台灣視為其日本本土的一部分。日本統治台灣伊始，就建立起以學習“國語”（日語）為主的公立學校教育系統，1937年9月推行“皇民化”運動，全面停用漢語，在日常生活中的拜神祭祖、風俗習慣、飲食起居也效仿日本人。
“文學上，台灣與其他日占區不同的是，由於其特殊的語言制度與日語的強勢工具性，使得1920年代誕生的台灣新文學中就出現了一批特別作家——‘台灣日語作家’，他們不用中文而用日語創作，操作日文比中文更得心應手。1933年旅居東京的一群台灣青年創立了台灣藝術研究會並發行《福爾摩沙》純文藝雜誌，形成了台灣日語作家的第一個發表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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