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10日電（作者 田飛龍）5·20就職時間點日益臨近，蔡英文在緊鑼密鼓排兵布陣及熟絡各方關係之際，兩岸關係及其具體政策取向仍然是各界關注的焦點。大陸期待蔡英文對“九二共識”進行“戰略再擔保”作為兩岸新局之嚴格前提，民進黨內部則有擴展“選舉民意”推進“去中國化”的強勢壓力，蔡本人的“維持現狀”表態則反映了她在上述雙重壓力下的模糊而謹慎的態度。
這對蔡而言確實是兩難困境：背書“九二共識”意味著放棄台獨黨綱，對民進黨政治綱領進行大幅度修改，其內部壓力及民意反彈在選舉民主邏輯下絕不可輕視；迎合“去中國化”推進台獨公投，則將刺激台灣統派及其民意基礎，更重要的是刺激大陸以更強硬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措施予以反制，損害台灣民眾整體福祉。因此，蔡英文時代注定是台灣民主政治的一個兩面受壓、複雜多變的時代，不過這也給蔡英文提供了一個趕超馬英九、凝聚新論述及開創兩岸共贏之關係新格局的重大歷史契機。
維持現狀與更大善意
蔡不久前曾喊話大陸，希望對方給出“更大善意”，並以台灣民主社會的民意因素為解釋性理由，暗示其存在勢格形禁的苦衷。這裡的“更大善意”與“維持現狀”有所不同，意在試探大陸是否可能在“九二共識”立場上有所弱化與後退，以便其在“九二共識”和“台獨”之間尋求某種“蔡式新定位”，作為其兩岸關係政策框架的立足點，從而兩面求和，兩面交代。然而，對大陸而言，似乎未曾想象或考慮過兩岸關係在“九二共識”上可以退步處理，因此這一“更大善意”似乎難以釋放。於是，在大陸與蔡英文之間的兩岸關係政策互動上就出現了明顯的“原則性瓶頸”而很難形成類似“九二共識”的雙方新共識。不過，蔡英文已經表現出了不同於陳水扁的理性務實立場，充分體認到激進台獨不利於台灣根本利益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甚至可能成為地區“麻煩製造者”而惹惱美國。勝選與就職期間的數月，是其話語調適和政策試水的關鍵期，蔡確實需要在大陸立場與台灣民意之間尋求新定位。在這一過程中，蔡英文需要審慎對待“九二共識”的憲法根本法意涵及中華民國的憲法秩序，以明確的“護憲者”而不是“改憲者”形象穩健執政，開創兩岸關係深度制度化時代。
九二共識誕生於台灣民主化初期兩岸關係的解凍期，主要是國共兩黨之間基於各自執政黨的中國歷史淵源、民族情感與政治擔當的互動結果。這一共識以“一中各表”的原則性的“交叠共識”排除了兩岸關係具體建構的政治前提障礙，可謂國共合作處理兩岸關係的雙贏舉措。這一共識之所以可能，在於國共兩黨共同的民族主義性格與對兩岸人民福祉的保障合意。不過，兩黨之間關於九二共識的具體解釋及“各表”的憲制內涵卻有很大差異。這種差異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雙方並不特別糾結，而是留給歷史和實踐本身來彌合。以九二共識為基礎，以大陸對台開放政策和台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制度平台，兩岸之間在二十餘年里相繼達成近20項行政協議與制度安排，直到2014年3月18日的“太陽花學運”阻斷兩岸服貿協議為止。這一共識成為兩岸終極統一之前的唯一的“憲法根本法”，兩岸未來的憲制連接需要通過這一共識性原則複雜生發演化而來。也正是這一原則在未來憲制建構上的根本重要性，大陸一直不願意做出任何形式的“再讓步”或釋放出所謂的“更大善意”。
對蔡英文而言，作為與大陸互動的“善意”鋪墊，在以下方面似乎需要審慎對待，不可觸及底線：第一，針對黨內或島內的“去中國化”壓力，如果放任之並默許與“公投獨立”關聯，放任或推動公民投票法的“降門檻”修改與議題擴展，則兩岸信任必然破裂；第二，針對南海主權以及釣魚島主權，如果單方面宣布放棄或者與第三方締結宣言或條約加以處置，可能損害“一中”主權利益，不僅涉嫌違反自身憲法，而且破壞了兩岸關係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第三，針對台灣與中國多種分離勢力（如藏獨、疆獨、港獨等）之間的聯繫與互動，如果放任甚至公開支持，尋求建立“分離聯盟”，也將觸及底線。這些底線不是大陸單方面劃定的，其合法性基礎內在於台灣自身的憲法秩序與兩岸人民共同利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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