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伴隨著上個世紀七〇年代美國東亞戰略轉型，美國一方面承認北京當局為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將中國大陸納入世界市場；一方面大量吸收台籍精英赴美留學，以民主化和“台灣前途未定論”誘導海外學子走向“台獨”。陳福裕認為，為了因應這種內攝式的外部規範，蔣經國當局順勢利導將外部危機轉化內部改造的動力，一方面擴大宣傳中共在國際空間對台的打壓；一方面拔擢台籍菁英，執行隱蔽的本土化政策，藉以型塑“親美、反共，革新保台”的政治格局，導致台灣居民在生存與尊嚴的雙重壓力下，逐步走向“外造式”的本土認同傾向。
所謂的“本土化”，並非來自於台灣社會自身發展的需要，而是國民黨政府為了合法化其統治基礎，有意識的將外部因素內部化的政策結果。陳福裕解釋說，表現在兩岸關係上，蔣經國當局所謂“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的三不政策就是實現這種內在化過程的必要前提，也是不可撤退的紅線。一旦“三不政策”基於台灣社會內在發展需要而出現解體（如，八〇年代中期後，中小企業的西進風潮），這種外造式的本土化必然面對危機，從而導致軍事戒嚴體制的瓦解，提供兩岸人民交流、交往的契機。
陳福裕說，九〇年代中期以來，李扁政權所執行的“去中國化”教育政策，乃至於蔡英文當局未來勢將推行的“文化台獨”政策，正是在面對兩岸關係逐漸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實上，希望透過人為的逆反，要將這種外部因素內在化過程走到極致的一種手段。只有通過徹底的將“中國妖魔化”，掏空根植於台灣社會歷史、文化與日常生活的“中國基因”，斬斷結構於台灣社會現狀與未來發展路徑的“中國因素”，才能把外在的價值觀或目標內化成自己的價值觀或目標，將外部規範轉化為自我認同的規範，“獨立”才會顯得是台灣社會“自願自覺”的選擇。
展望未來，陳福裕認為，蔡英文當局唯有持續推行“文化台獨”政策，以“本土化”之名掏空根植於台灣歷史、文化與社會生活中的“中國基因”，才能將美國式的選舉民主和所謂“普世價值”內化成為台灣社會自身的價值觀和追求，從而號召“兩千三百萬勇敢的台灣人民，都要做一個守護民主、守護自由、守護這個國家的台灣人”（蔡英文就職演說結語），從而型塑出藍綠兩黨“對內競爭（民主人權，轉型正義）、對外一致（聯合美日，對抗中國）”逐步實現“和平獨立”的政治格局。
問題是，陳福裕說，一旦剷除了根植於台灣歷史與文化中的“中國基因”，排斥了結構於台灣社會現狀與未來發展路徑的“中國因素”，所謂“本土化”所剩下的只能是日本殖民符號的崇拜與美國價值觀的認同和追求，弔詭的為自己抹上殖民主義者的臉譜；也就是說，作為台灣當局“去中國化”政策的客觀結果的，恰恰不是“本土化”，也不是“台灣人當家作主”，而是對本土化自我否定的“再殖民化”，是台灣人民的意識形態再一次淪為殖民支配的“奴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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