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曹天忠昨日以“漢奸與香港”為主題，講述“漢奸”一詞的來由、歷史上的漢奸群體以及漢奸與香港關係。（中評社 黃博寧攝） |
中評社香港12月18日電（記者 黃博寧）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曹天忠昨日以“漢奸與香港”為主題，講述漢奸一詞的來由、抗戰時期的漢奸群體以及漢奸與香港關係。他指出，日治時期在港存在漢奸集團，內地漢奸也把香港當成策源地、中轉地，汪偽政權的雛形即在香港策劃完成，香港同時是戰後漢奸的逃匿地，而對於引渡漢奸，港英政府總是給予重重阻撓。
在香港中華文化學院舉辦的中國國情與文化系列講座上，曹天忠從“漢奸”一詞講起，表明該詞源出現在明末，意為漢族人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為非作歹。近代戰爭的含義，從鴉片戰爭開始。到了甲午戰爭時，已經數量可觀，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不但數量大而且地位高，在日本人侵略的過程中甚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曹天忠提到，不久前在港上演的一出“宣誓鬧劇”：有人使用“支那”一詞，絕不是簡單的行為藝術，不但無法面對在抗戰中死亡的3000萬同胞，也是對中華民族極大的侮辱，不能見容海內外所有的華人，兩人可能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但該行為反映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以及歷史知識缺乏。
抗戰中出現了不同的漢奸群體，比較大的有溥儀的偽滿政權，汪精衛的汪偽政權、香港的漢奸集團，其他還有偽蒙疆政權、北平臨時政府、維新政府等。其中香港的漢奸集團以“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各界协议會”為代表，羅旭龢、陳廉伯是代表人物。與內地的漢奸政權不同，淪陷時期日本人在港建立政權，直屬日本戰時內閣，模式與台灣相同，漢奸集團只能參與和建議，所以稱之為“社會組織”而非“政權”，反過來也可認為，香港在日本人眼中戰略價值很高。
談到香港與漢奸的聯繫，曹天忠認為內地的漢奸很多把香港看成是策源地。如汪偽政府的雛形基地就在香港形成，在此設立政治、軍事、財務委員會，藝文研究室香港分會、國際問題研究院等。戰後，香港又成為漢奸的逃匿地，最著名的莫過於張愛玲的情人胡蘭成。曹天忠評價，胡蘭成是“漢奸+才子”，有才氣，但人品和學品都不足稱道。他評價李安前些年的電影《色戒》在藝術上成功，但改變了關鍵事實，從社會責任上說值得商榷。另外，抗戰勝利之後國共對於漢奸都主張給予較為嚴厲的懲罰，不過港英政府設立了種種條條框框，使得引渡非常困難，也有不少漢奸以香港為中轉地，再躲到其他國家。
漢奸有區域和地方派系特征，但普遍持“抗戰亡國論”，多數受過良好的教育，以留學日本、接受過軍事訓練者居多。抗戰勝利以後，他們大多數都受到了道德和法律上的雙重審判。但為何會出現如此多的漢奸？曹天忠把原因歸納為中國社會的長期沉淪、長期缺乏統一政權、長期的反共媚日情緒以及日本人的威逼利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