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章《推動實現“新全球化”是大勢所趨》中，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和其博士生王蔚提出“新全球化”的四個特征：以平等為基礎，確保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以開放為導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機制封閉化和規則碎片化；以合作為動力，共商規則，共建機制，共迎挑戰；以共享為目標，提倡所有人參與、所有人受益。
中國在“新全球化”的過程中，一方面參與實實在在、“真金白銀”的發展機會擔當；另一方面應參與共商共建、共贏共享的全球治理擔當。
CCG學術委員會專家、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高柏在第五章《全球化逆轉的因果機制是什麼》中提出，中國在新國際環境下仍然可以在拯救自由貿易體制方面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中國應為那些真正需要的國家和地區提供資本、技術和人力資本，而不是向那些產能已經過剩的國家進一步輸出中國的過剩產能。中國恰當地推進“一帶一路”，可以把歐亞大陸建設成一個大的區域經濟的合作平台。
在第九章《中國將深刻影響全球化未來》中，CCG聯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長何亞非認為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再全球化”和“優化全球化”將取代“美國化”的全球化。這一歷史形勢下，中美兩國應當深入了解對方的戰略意圖和核心利益，共同確定新時期的兩國合作框架。中國應加強“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作用，繼續提出中國思想和中國方案。在堅定捍衛中國主權、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核心利益基礎上，中國應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對內要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對外應更積極主動地推動完善全球治理體系。
在第十二章《全球化“領頭羊”的挑戰和選擇》中，CCG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中國應從西方推動的全球化過程中吸取經驗教訓，尤其是全球化過程的財富創造和分配問題。同時，應考慮更高水平內部開放，中國“走出去”和外國“走進來”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中國的全球化對策應充分利用西方已經確立的自由貿易體制和規則。在合理的領域改革自己的體制，繼續“接軌”；在不合理的地方，和其他國家合作來修改和改進規則；在新領域，中國也可引領制定新的規則。“中國方案”不是推翻現存的體制和規則，而是對現存體制和規則的補充和創新，或者說，是探討中國作為“領頭羊”的全球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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