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Jo Tyndall認為，即使美國準備退出，也要到2020年的十一月才會正式生效。美國重返《巴黎協定》框架的大門仍然敞開，如果機會適宜仍有可能回歸。此外，特朗普也表示美國仍繼續參與聯合國的氣候變化方面的談判，而對於新西蘭和其他參與國而言，我們隨時歡迎美國重返協定。
Jo Tyndall說，中國在國際談判當中展現的領導力對於實現和《巴黎協定》一致的結構性成果非常關鍵且重要。協定只是一個宏觀框架性的文件，需要更加具體的行動安排才能夠使協定真正有效。由於需要在195個國家之間進行全球性的溝通以平衡各國的利益關切，這種落實具體安排的溝通不能僅僅局限於談判組內部，而是要在談判代表團之間、各國之間進行，這是非常有挑戰性的。
Jo Tyndall說，《巴黎協定》不僅是一個氣候協定，也是二十一世紀的新型多元協定的一個範本，是基於互信、透明和對各國主權充分尊重的靈活性協議。
Jo Tyndall表示，這種靈活就體現在對不同國家減排能力和優勢的多元考慮，在我們明確的一些參數內是有靈活性的調整；第二點，在於持續的改進性。最開始的時候盡可能的來建立這個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再不斷完善。技術的進步、對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力度加大，都會進一步促進成效；第三，協定框架能夠具有漸進式的自信，各個國家可以自行決定最開始的目標是什麼，但是同時他們的這種承諾會隨著減排實力的增長來不斷提升。最後，它是建立在非強制的基礎之上，以激發各國自願履行承諾的力量；由於我們在每一個階段都設定了完善而可信的規劃、考慮到了各國不同的出發點，所以各個成員國可以根據自身特點加以落實。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張海濱強調，根據去年2016年數據報告顯示，全球變暖仍在繼續，升溫1.1度。全球冰川的縮減也達到歷史新高。另外，大氣當中的二氧化碳達到了400PPM。
張海濱說，在全球層次上氣侯談判最大的挑戰，就是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和人類行動的緩慢之間巨大的差距。發達國家承諾在2020年以前拿出一千億美元用於氣候變化治理，但現在還有很大的缺口，發達國家必須要加緊籌資來進一步應對氣候變化。
張海濱說，綠色氣候基金是最重要的和《巴黎協定》相關的一種融資工具，而發達國家要承諾要給出額外的資金，這裡面這個額外是一個關鍵詞，就是他們會追加投資來支持減排，支持氣候變化的減緩和適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