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王海良提到,《台旅法》的通過,在國際上又一次樹立了涉華惡劣樣板。這無疑挑戰了中美關係的底線,中方沒有妥協退讓的餘地。
王海良對中評社表示,重大戰略變化往往在風向標上有所顯露,《台旅法》便證實了美國政界和戰略界的新共識:以崛起的大國中國為主要“戰略對手”,準備通過冷對抗和軟圍剿來制約甚至遏制中國,在台海則是加大護台力度,利用“台獨”執政優勢和冒險衝動,攪亂平靜的台灣海峽,加劇兩岸冷對抗,從中牟取戰略利益。對美而言,以冷對抗手段來全面制約中國,與傳統的“遏制”有所差別,軍事能力不得心應手時,利用其國內法及外交手段困擾對手,保持戰略優勢,是划算和可行的。
王海良表示,儘管《台旅法》對行政當局沒有約束性,它可以被束之高閣,成為一部空洞的法律文件。但也須看到,有了這部法律,美台在運用它來提升美台實質關係,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遊戲,改變台海現狀,甚至擴大負面國際影響方面,將有很大空間並會產生重要影響。
王海良說,如果說《台灣關係法》是保底線的法律文件的話,《台旅法》是保駕護航的法律文件,後者用處更大、危險性也更高。這在以往中美合作為主的時候,是無足輕重的,但在中美關係走向對抗、雙方戰略博弈的情況下,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其危險性是顯而易見的。
面對這一不祥之兆和可能走向,王海良建議,中方要做清楚的戰略判斷,保持充分的戰略定力,做出適當的戰略回應,當然不可自亂陣腳,影響新時代發展戰略的實施。
不過,王海良也對中評社指出,來而無往非禮也,中方不回應和回擊美方的無禮挑釁和嚴重挑戰,也是沒有道理、說不過去的。客觀上看,中方的回應和反擊手段不限於雙邊關係領域的抗議和交涉,還有外交運作、國際空間、反分裂法、對外經濟、民意表達等領域的途徑和杠杆,該用的就要用,立場堅定、態度鮮明之外,還要果斷行動;有理、有利、有節之外,還要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