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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研究所大樓奠基儀式。（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
中評社：作為大陸台灣研究的南方重鎮和重要智庫，廈大台研院有哪些特色？經歷了哪些發展階段？
李鵬：我們院有時候會被稱為大陸台灣研究的“南派”，這是大家對我們的肯定和厚愛。是不是一個“學派”我們自己不敢講，但40年的研究傳承的確形成了自己相對獨特的風格。我們院在上世紀80年代就確立了宗旨，“歷史地、全面地、實事求是地認識台灣，促進海峽兩岸學術交流，為祖國統一大業服務”，這一宗旨幾十年沒有改變過。據說是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台灣事務部部長黃文放同志建議的，被當時的陳在正所長采納延續至今。這個宗旨非常契合我們院的實際情況。習近平總書記說，“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是最好的清醒劑”。我們院是歷史起家，永遠不能拋棄歷史的視角和研究方法，不能在不了解台灣歷史的基礎上做研究。“全面地”是我們的特點之一，我們有政治、經濟、歷史、文學、法律、社會、教育等多個學科，是對台灣進行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也使得我們有別於大陸其他多數涉台研究機構。“實事求是”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種思想作風，就是理性客觀、實實在在、踏踏實實，相信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認識台灣、了解台灣、研究台灣。
在上述宗旨的指導下，40年來我們對自己的發展定位非常明確，我概括為“三學”，也就是“學校”“學者”“學術”。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是一所設在高校的研究機構，我們院的老師是一群學者，我們從事的主要是學術研究。這樣的定位使得我們的研究與政府部門的涉台研究、社科院系統的涉台研究、民間智庫的涉台研究會有不一樣的地方。台灣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必須要堅持正確的立場，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分裂，這是無可厚非的，但這並不影響可以從理論的、學術的、戰略的角度對台灣問題進行研究。我最近翻看1980年到廈門調研的中央對台領導小組領導給鄧穎超同志的報告，上面就提到“應從歷史、地理、文化、民族、民俗等方面對台灣進行系統的理論和學術的研究”，可見當時中央領導對台灣研究的思考非常深入、相當到位。
回顧過去40年的發展，我個人概括為“三個階段”和“五個轉型”，這只是我在研讀我們的院史之後不成熟的總結。三個階段是“開拓式發展階段”“跨越式發展階段”“內涵式發展階段”。從研究院成立到上個世紀90年代末，我個人覺得都可以歸為“開拓式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的所領導包括陳碧笙、陳在正、陳孔立、範希周等帶領全院同仁一起，不論是在研究還是交流方面都進行了很多開拓性的艱辛探索，做了很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因為那個時候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必須要有摸著石頭過河的勇氣和魄力。在這一階段，廈大台研所完善了機構、人員、學科，創辦了刊物，確立了宗旨，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和文化，在海峽兩岸形成了良好的口碑，為後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跨越式發展階段”我個人認為是從本世紀初到黨的十九大前後，這一階段主要是劉國深院長帶領全院同仁，抓住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實現了一次又一次地跨越式發展。2001年我們成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2004年劉國深院長敏銳地察覺到全國台灣研究格局的變化和廈大校院二級的改革方向，毅然決定將研究所升級改制為研究院，大大提升了我們的發展空間，為後來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組織保障。“985工程”實施以後，我們又成為國家“985工程”台灣研究創新基地。2012年，我們入選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特別是國家啟動“2011計劃”以後，廈門大學與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復旦大學、福建師範大學一起組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於2014年正式入選國家級“2011計劃”。2017年，我們又正式成為國家高端智庫培育單位。可以說在這一時期，國家和教育部在涉台領域建立的重要研究平台和基地都落戶在我們院，為研究院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會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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