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認為，中美的經貿關係也會發生一些變化，主要是當前美國和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美國希望通過在經貿問題上對中國採取限制措施，來削弱中國的發展，包括採取國際聯合的方式，動用盟國的力量在經貿問題上向中國施加壓力，比如在WTO框架下，美國可以針對中國的發展模式，也就是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通過修改WTO有關標準的方式，聯合盟國對中國發起挑戰，制約中國的產業政策。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排除美國為了達到目的，動用貿易制裁的措施。與此同時，變相將人權與貿易掛鈎，推動全球供應鏈重組，減少中國的生產比重。
“但另外一方面，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拜登政府現在來說還是信奉多邊主義、維護多邊體制；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執政基礎與特朗普政府也不一樣，美國工商界對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會更大，包括華爾街投資集團、矽穀的高科技企業以及好萊塢的夢工廠，在某種程度上會緩解中美之間緊張的經貿關係。”
王勇認為，戰略競爭、地緣政治的因素也會影響到中美經貿關係，目前美國對華貿易戰略的方向已經確定，就是要和中國堅決地進行競爭，利用現有的規則來制約中國。但是具體的方略、措施還沒有出台，美國正在對中國的經貿政策進行評估。中美在安全領域的競爭對經貿關係的影響日益顯現，特別是在高科技的領域，美國有可能對於中國採取更多更精准的制約。美國的一些人提出所謂“小院高墻”的政策，縮小對中國的貿易限制、市場範圍，同時提高中國獲得關鍵技術的限制標準。這些政策的影響未來會進一步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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