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記者：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發布了一項指令，旨在重整美國軍隊，以更好地與中國競爭。美國國防部表示，這一舉措“旨在聚焦部門流程和程序，更好地幫助各部門負責人為全政府應對中國挑戰作出貢獻”。請問中方擔心上述動向嗎？第二個問題是，美國總統拜登正赴歐洲參加七國集團峰會，這是其打造聯盟制衡中國計劃的一部分。有批評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年里，利用世貿規則，投入高達5000億美元的國家補貼，用以打造機器人、飛機和電動汽車等行業的領軍企業。請問外交部對這一指控和美國推動的聯盟計劃有何評論？
汪文斌：首先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美方一些人固守冷戰和零和思維，但凡提及國防力量建設，言必稱“中國挑戰”。打“中國牌”成了美國增加軍費、擴張軍力的必用借口。美方所謂“應對中國挑戰”包藏著謀求無限霸權和絕對安全、遏制中國的禍心。
大家都清楚，美國軍費總額高居全球第一，連續多年相當於其後9個國家的軍費開支的總和，約為中國的4倍。大家也都清楚，美在全球擁有800多個海外軍事基地，建國以來僅有16年沒有打過仗。誰是威脅、誰是挑戰一目了然。
我們敦促美方摒棄陳舊過時的冷戰零和思維，客觀理性看待中國發展，停止動輒拿中國說事，為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而不是相反。
關於你提到的第二個問題，我想指出的是，鼓吹對抗肯定是走在錯誤的道路上。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才是當今時代潮流和各國共同心願。拉幫結派搞集團政治和“小圈子”的做法不得人心，注定沒有出路。我們希望有關國家能摒棄意識形態偏見，客觀理性看待中國，為推動國際抗疫合作、促進世界經濟復甦、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多做一些實事。
我還想強調的是，加入世貿組織20年來，中方始終履約守信，身體力行維護世貿規則，堅定捍衛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我們希望有關國家在討論全球性問題時能夠秉持開放、包容、合作的建設性態度，在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和推動世界經濟穩定復甦方面發揮更多積極作用。
韓聯社記者：6月9日，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同韓國外長鄭義溶通電話。兩國外長選擇在七國集團峰會前的時間點通話引發媒體關注。我們注意到王毅國務委員在通話中提到了美國，這是否可以理解為中方意圖在七國集團峰會前對美國進行牽制？外交部對此次通話有何評價？
汪文斌：中韓兩國外長通電話首先是基於雙方溝通需要。關於通話情況，中方已經發布消息。中方認為此次通話很成功，兩國外長就中韓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達成很多重要共識。中方願同韓方一道，落實好有關共識，推動中韓關係進一步向前發展。
共同社記者：剛剛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反外國制裁法。可否介紹一下有關立法意義？該法是否會影響中國同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
汪文斌：你提到反外國制裁法制定通過的情況，我們之前已經闡述了在這個問題上的原則立場。
我願重申，為了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反對西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已多次宣布對有關國家的實體和個人實施相應反制措施。同時各界也認為國家有必要制定一部專門的反外國制裁法，為中國依法反制外國歧視性措施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支撐。
至於你提到的該法會不會影響中國和其他國家關係，這種擔心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澎湃新聞記者：據報道，6月9日，日本首相菅義偉在國會與在野黨黨首辯論時稱，澳大利亞、新西蘭、台灣“三國”的防疫措施嚴格限制公民私權利。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我注意到相關報道。日本領導人將台灣公然稱為所謂國家，嚴重違反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原則，嚴重違背日方迄今多次作出的“不將台灣視為國家”的鄭重承諾。中方對日方錯誤言論表示強烈不滿，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日方立即作出明確澄清，消除業已造成的惡劣影響，並確保不再發生此類情況。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事關中日關係政治基礎，事關兩國間基本信義，事關國際法治正義。我們嚴肅敦促日方在台灣問題上切實重信守諾，謹言慎行，不得以任何形式損害中國主權，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
《北京青年報》記者：我們注意到，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專家近日表示，所謂“武漢實驗室洩漏”完全是子虛烏有的謊言，西方個別人如果有相關證據的話，請他們拿出來。武漢病毒所從來沒有人感染過新冠病毒，個別外媒報道的“病毒所三名員工染疫”完全是假消息。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專家已多次表示，該所人員從未感染新冠病毒，所謂“武漢實驗室洩漏病毒”純屬謠言。今年初，世衛組織聯合專家組實地考察了武漢病毒研究所，同該所專家進行了深入交流。專家組一致認為，由實驗室事故引發病毒是極不可能的。世衛組織國際專家組成員、“生態健康聯盟”主席達薩克日前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也指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病毒是由實驗室製造的”。他還說：“我們同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了15年，我們知道他們的實驗室里沒有新冠病毒”。
儘管中外專家和世衛組織已就所謂“實驗室洩漏病毒”提出了權威、科學的意見，但是美國一些政客和媒體卻依舊大肆炒作“病毒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出來的”，並且鼓吹要對此進行“調查”。這不禁令人想起近20年前美國在國際上大肆渲染“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發動伊拉克戰爭造勢這一幕。兩者手法如出一轍，都無視國際權威機構意見，預作有罪推斷，援引一些沒有真實依據的官員或情報人員的說法來蠱惑人心，甚至連散布不實消息的所謂作者都是同一人。據報道，日前在媒體上炒作武漢病毒研究所是病毒源頭的邁克爾·戈登，正是2002年9月伊拉克“鋁管故事”的始作俑者。人們不禁要問，美國當年以虛構的“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為由發動伊拉克戰爭，以實現自身的地緣政治目標，這次美國又炒作沒有任何真憑實據的“實驗室洩漏說”並鼓吹要對中國進行所謂的“調查”，這到底是意欲何為？
如果美方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病毒溯源，那為什麼不依賴科學家而要把情報部門作為主導力量？
如果美方是為了搞清楚病毒的來源，那為什麼又要限定在90天之內必須得出結論？大家都知道病毒溯源往往需要很長時間，幾年甚至十幾年都未必能找出明確的答案。情報人員90天內得出的又會是個什麼樣的結論？
如果美方真的重視透明，中國已經邀請世衛專家兩次來華進行溯源研究，世衛專家也到訪了包括武漢病毒研究所在內的各類生物實驗室，美國什麼時候可以邀請世衛專家去德特里克堡看一看？
必須指出的是，將溯源政治化服務的是美一己私利，損害的是國際公益和各國人民的生命健康，這理應受到國際社會的警惕和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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