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從經濟視角出發的“兩制”台灣方案探索 作者：黃清賢（天津），南開大學台灣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摘要】“一國兩制”在台灣由於政黨意識形態的抹黑，沒有受到公平的對待。如今因為俄羅斯與烏克蘭衝突事件的影響，台灣民衆更意識到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性。所以本文從兩岸聯繫密切的經濟層面出發，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當前民意轉向契機、整體立論依據、政治經濟理論基礎，以及動態推進路徑，期待透過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考，拋磚引玉，在台灣的政治市場競爭中，獲得更多有識之士對於“一國兩制”的青睞，為兩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努力。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兩制”台灣方案就是大陸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的制度性安排。
長久以來，由於民進黨將“一國兩制”偷換概念，抹黑為改變現有生活方式的“并吞台灣”，加上國民黨對“一國兩制”也采取否定立場，不願深究其相關內涵，使得“一國兩制”在台灣從來沒有獲得公平對待。
基本上，台灣不是像香港、澳門，以外國殖民地性質回歸大陸，所以“兩制”台灣方案不同於香港、澳門的方案，具有符合台灣現實的空間，沒有所謂的矮化問題。當然，若是無法接受“兩制”台灣方案的基礎，亦即無法接受“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甚至利用“中華民國”包裝“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則會全力抵制“兩制”台灣方案。
本文將從兩岸緊密聯結的經濟範疇出發，分析“兩制”台灣方案的立論依據、推進的理論基礎，再提出方案的推進路徑；希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下，尋求兩岸同胞共享美好生活的康莊大道。
一、台灣當前民意轉向的契機
雖然台灣民意長久以來對於“一國兩制”沒有正確認識而有所保留，但如今因民進黨沒有能力維持兩岸和平發展，還加上“台獨”與“反華”勢力步步進逼而升高台海風險，使得有利於長治久安的“兩制”台灣方案，有機會在當前民意轉向下，讓台灣民衆理性思考其意義與價值。
特別是俄羅斯與烏克蘭衝突事件發生後，對於多數台灣民衆而言，想到身為“聯合國”會員國的烏克蘭，美歐先前還大力支持其作為抗俄“急先鋒”，結果發生衝突後，北約、歐盟口惠而實不至，美國連波蘭希望代為轉贈烏克蘭作戰的俄式戰機都不敢接手，遑論要出兵幫助烏克蘭，這讓台灣民衆心有戚戚焉。
此種心態可以看到俄烏危機發生後，即時民調就顯示，超過六成一的61.3％民衆不同意“美國對台承諾堅若盤石”，其中還有逾四成一的41.1％民衆非常不同意；超過六成六的66.1％民衆“對於美國的支持”沒信心，而且近四成三的42.8％民衆是完全沒信心。
約一個月後，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的民調同樣顯示台灣民衆的類似心態。即使有美國的代表團訪台想挽回信心，但還是有近四成七的46.9％民衆認為“美國政府不是真心想支持台灣”。其中雖有42.7％民衆認為“美國會出兵協助台灣”，但是對比此機構在五個月前的民調，當時還有55.1％的民衆認為美國會出兵，結果俄烏危機後，驟減逾一成二的12.4％民衆。
另一機構的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更是顯示，逾五成五的55.9％民衆不相信“美國會參戰協防台灣”，其中有近三成的29.4％民衆是一點都不相信。比較這機構在五個月前的民調，當時不相信“美國會參戰協防台灣”僅28.5％的民衆，在俄烏危機後，不相信者暴增近二成八的27.4％民衆。
相對的，逾七成七的77.3％民衆認為兩岸應該維持“和平往來”，僅有不到一成七的16.1％民衆認為台灣應該持續“抗中保台”。其中，不但泛藍有壓倒性超越九成四的94.1％民衆認為兩岸應該“和平往來”，連泛綠也有淩駕六成三的63.3％民衆支持“和平往來”，顯示這種訴求幾乎已成為“台灣共識”。
縱使是大陸委員會自己委托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進行調查，都有超過七成五的75.1％民衆“贊成政府在考慮兩岸情勢發展及兼顧經濟與防疫，逐步調整兩岸交流和人員往來”，其中還有逾二成七的27.1％民衆非常贊成。這突顯即便是民進黨想利用兩岸關係緊張與防疫藉口，緊縮交流與往來，大部分的民衆也是不贊成的；加上大多數民衆認為不應“抗中保台”，應該“和平往來”，顯示台灣民衆想要的是兩岸和平發展、台灣長治久安的模式。
兩岸和平發展、台灣長治久安的模式是什麼？民進黨的“抗中保台”行不通，國民黨的“一中各表”被異化為“兩個中國”也行不通，大陸提出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的“兩制”台灣方案是一個可以深入探討的模式；亦即當台灣民衆面臨兩岸變局，希望台海穩定時，如何既維持現有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又可讓台灣的升斗小民擺脫生活困境，“兩制”台灣方案值得理性探索。
二、“兩制”台灣方案的立論依據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指出，習近平對台工作提出一系列的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張，形成“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這個總體方略是豐富的、發展的、動態的、宏觀的、全面的，主軸是“反獨促統”，所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同時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及廣大台胞的政策，加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目標是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完成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
這個總體方略當然包括了決議所言，黨把握解決台灣問題大局，確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如同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表示，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基本方略，回答新時代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團結台灣同胞共同致力於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和祖國和平統一的時代命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
“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這五個“充分”顯示“兩制”台灣方案不是要“并吞台灣”，而是尊重維持台灣民衆現有制度、生活、利益、感情，平等的共存共榮。
和平統一之後，台灣民衆不祇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得到充分尊重的維持現狀，而且還可以獲得更多，包括台灣永保太平，民衆安居樂業；有強大祖國做依靠，台灣同胞的民生福祉會更好，發展空間會更大，在國際上腰杆會更硬、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
換言之，不必像俄烏衝突之後，普羅大衆顛沛流離、生命財產朝不保夕，讓自己被政客推到風口浪尖的危險前綫；不必購買昂貴卻是無用於民生的武器，更不必購買有害於民生的美國瘦肉精豬肉、日本核災區食品，“兩制”台灣方案的台灣民衆在國內可以有發展、在國外可以受保護，成為大國政治經濟下的受益者而非犧牲者。
三、“兩制”台灣方案推進的政治經濟理論
由於當前的兩岸政治互信有所不足，所以若從兩岸已有密切聯繫的經濟角度切入，“兩制”台灣方案的推進會較有可操作性。原則上，理論對實踐具啓發的作用，因此本文擬從功能主義等相關理論的觀點進行思考；當然，兩岸關係絕對不是國與國的關係，所以在此處論及的理論，強調的是“同屬一個中國”的兩岸如何相向而行。
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認為，由於經濟與科技的快速發展，帶動國家之間的功能性合作；Mitrany為代表的學者們以分枝說（Doctrine of Ramification）指出，①國家在某些領域合作，可以擴張到其他領域的合作，最後形成功能性的互賴網絡，進展到政治的領域，形成和平的運作體系。
因此，功能主義的歷史使命是讓國家們積極地在一起，不是和平的分開存在，所以尋求一個解決爭議性議題的共同政府；功能性途徑傾向提供消除跨越政治、意識形態、地理、種族的藩籬，②過程中不會出現新的不同和區別。
不過，雖然功能主義從經濟與科技等層面論述合作的形成，但政治卻會影響合作的實際發展，於是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成為另一種詮釋觀點。Haas等學者以歐洲統合為例表示，③政治精英原本對於統合的支持度不高，但從煤鋼共同體等合作獲得好處後，精英願意繼續支持其他範疇的統合；同時從合作的學習過程中，改變與修正原先的想法，這被稱為擴溢（Spill-over）。
學者Schmitter指出，④擴溢與否，在於各種功能的合作主題是否具有相互依賴關係，與合作利益有關的政治精英是否願意推進合作；同時，政治精英是否能掌握合作過程的危機，趁勢重新界定或擴張合作的任務。
因此，如果政治精英無法感受到統合的好處，無法將合作的學習經驗應用到其他領域，不願繼續支持合作，則經濟等功能性聯繫與合作亦可能倒退，⑤也就是溢回（Spill-back）。
基本上，政治精英價值觀的兼容性，政治精英對合作後利益的期待，多層面訊息、交易活動、共同制度的建立，適應、響應能力的提升，以及人員相互之間的自由來往活動等，⑥都是合作與否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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