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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圖書館內羅旭龢的半身像。（網上圖片） |
鄺智文則這樣描述“合作者” 羅旭龢：“日軍佔領香港後，被俘的英國官員請歐亞混血的立法局議員羅旭龢出面與日軍合作，以保護市民。羅氏在淪陷期間成為日本在香港的華民代表，重光後他被人舉報為‘合作者’，但香港殖民地政府並沒有懲罰他，不過他亦低調退出政壇。”
鄺智文認為，羅旭龢是歐亞混血兒，本身已不能簡單以“華人”論之，他在英國官員要求下和日本人合作，亦屬無可奈何之事。“他的情況是戰爭中道德以及政治忠誠的界線變得模糊的好例子。”
了解抗戰歷史可知香港國際化特質成因
在不同的歷史年代，香港官方的抗戰歷史功勞簿上，所書寫的內容都各有著不同的側重。鄺智文則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華南與香港一帶，是中國軍隊——包括國共兩軍、英軍及美軍共同抗日的戰場。因此他認為，討論這個時期的歷史事件時，不應忽視任何一方的貢獻，而也應留意當時這一地區在政治、經濟、族群方面的複雜性。
鄺智文續指，這場戰爭的經驗其實反應了香港的一些特質，例如國際化、開放多元的社會文化等，亦顯示了香港在近代歷史中的命運，深受大國關係的影響。“歷史，不只是香港歷史，而是世界歷史。多些了解歷史有助港人了解百多年來香港成為國際城市的基本因素以及香港的特色，對未來發展有參考作用。”
至於港人對歷史的熱衷程度，鄺智文表示現時的情況已經有所改觀，無論學術界還是民間，都有不少關於香港歷史的著作和討論。“開放多元的討論可令大眾對歷史更感興趣，因為大眾現時已能從無數途徑獲得歷史知識。”他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