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台灣社會與其它社會有所不同，是一個撕裂的、族群對抗的社會，這決定了台灣方面在政策執行的連續性上可能存在問題。民進黨上台後能否延續兩岸領導人的會面機制，尚取決於民進黨是否接受“九二共識”。台灣社會的這一特殊政治現象，會使“習馬會”成果在台灣的落實受到衝擊和影響。
其三，此次會面的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而今後不可能只會面而不簽署一些實質性的協議，否則會面意義就會大打折扣。但簽署協議之後，台灣方面回到島內還需通過其內部的相關法律程序（如先前海協會、海基會簽署的服貿協議被卡在“立法院”），甚至有些還需經過公民投票。從上述分析看，兩岸落實“習馬會”所達成的積極成果，單有大陸方面的努力是不夠的，尚需要有台灣社會的全力配合。但民進黨可能會利用台灣的“憲政體制”來阻撓“習馬會”成果的落實。
四大現實因素影響成果落實
王英津認為，就短期而言，如何承續“習馬會”的東風，將兩岸關係再繼續向前推進一步，是雙方應重點思考和規劃的問題，但是目前也存在許多困難，主要表現在四方面。
其一，兩岸六十多年延續下來的根本矛盾，並未隨著“習馬會”的登場而立即消失。
其二，2016年1月16日的台灣“大選”在即，國民黨的注意力集中於“大選”。
其三，馬英九的任期僅剩半年多，即便其在卸任前意欲有所推動和落實，台灣的制衡政治體制也決定了“習馬會”成果在台灣的落實會受到很多牽制。
其四，美國表面上說樂觀其成，但內心到底如何盤算和影響台灣，也有待於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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